“总上以观，我们可以说史大林学校里那些公式，只是些破铜烂铁陈丝杂草而已。然而不幸得很。我们这号称马克思主义的集团，竟还有人把这种破铜烂铁，当作无价法宝。他们口里唱着不断革命，心里却把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截然分开，说什么，我们志在夺取政权，对于民主主义，只能在某种时候，拿它与资产阶级对抗一下，它根本不是我们的事业和任务。因之说那些主张作实际民主斗争的人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取消派’（见商吉士的万言书及最近他的建议书）。还有人口头接受国民会议口号，心里却始终鄙弃它，把它当作资产阶级的议会，说什么国民会议只能够动员群众，不能作为夺取政权的口号，群众一起来便要把它去掉，将来只有在苏维埃口号之下才能夺取政权……”文章最后说：“我们的思想应该是这样：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相互关联，并行不悖的。”并主张以这个思想“重新武装”托派组织。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陈独秀在与刘仁静、彭述之、史朝生等青年托派争论的同时，还在多篇文章批判商吉士（即尹宽）把“国民会议”的民主口号与夺取政权的“苏维埃”口号对立的思想。尹宽也有上述“万言书”应战的表示。所以，“学文”文章，很可能是陈独秀之作。还因为当时能批判尹宽者，除了已经入狱的史朝生等的“托派中央”外，只有陈独秀一人。
王文元以笔名“连根”立即撰文《论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69]，反驳“孔甲”和“学文”的观点，指出对孔甲同志《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一文的某些观点“我都同意”，“不过关于民主主义的一般见解，尤其是学文同志文章中所发挥的，我总觉得太偏向于另一极端了。”他认为民主主义不是资产阶级专利品，只有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即资产阶级会利用以为反对封建的武器，“无产阶级在某种情形之下，也能用以反对资产阶级。至于民主主义，就其政治的与经济的含义（即议会制度的统治方式，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等）来说，却仍不能不说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并强调说：“托同志说：‘少数的共产主义者，固然在现在已经知道了普选权是资产阶级形式之一，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把资产阶级统治消灭……’这句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陈独秀看后，又以“孔甲”笔名发表《关于民主主义的几点根本思想》[70]，进一步明确自己的思想，并批驳王的观点。
王文元继又写了《几点补充》，再次驳斥陈独秀，指出“由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专政，一方面粉碎了旧的民主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的国家；另一方面建立劳苦人民的民主，即苏维埃国家。
王文元的这些“老生常谈”，更显出陈独秀的见解不同凡响，并促使陈独秀在晚年把这个争论继续下去，发表了一系列更加尖锐的观点。
在以上关于民主的理论层面上，陈独秀与托派开始分裂外，在政治层面，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也酝酿着分离。由于当时发生日本侵略关内的“华北事件”，全国反日运动又趋高潮。托派中央多少改变了以前陈其昌临委的保守做法，较积极地参加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特别是这年冬天发生的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北平学生为中心的反对日本侵略华北的“一二·九”运动，席卷全国时，华北的不少托派学生也参加了南下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的请愿。此外，他们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名义，散发了大量传单，提出他们的主张。他们能够有条件进行铅印，是因为他们设法夺取了原伊罗生主持《中国论坛》用的印刷机。据王文元说：新领导机关成立后，“第一件工作是建立一个自己的印刷工场。伊罗生本来留下一架小印刷机给组织的，但在史朝生等当权时出卖了，换来的一笔钱，也当作工作经费花去了。”那时他们没有能力买机器，就凭几个印刷工人的智慧，制作了最原始的“木架铅印机”，仅买一些铅字来，就能够印出两种颜色的漂亮报纸来，以致鲁迅见了误会托派是拿了日本人的“肮脏的钱”来办报的。从此，中国托派组织摆脱了“油印时代”，进入了“铅印时代”。为了维持这个“印刷工场”，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这个工场起先由两个工人管理，后来一个姓粟的叛变了，企图霸为己有，对组织实行要挟。于是，临委来了一次突然袭击：李福仁化装成租界里巡捕房的“三道头”，邵鲁与另一个同志扮成“包打听”，直入粟寓，将木架铅印机抢出。[71]
有了这架铅印机，托派的宣传效果大大地提高了。在一张1935年12月22日以他们散发的《告革命学生书》[72]中，在总结了五四与五卅运动的经验后，他们向学生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从事群众的革命运动，做工人和贫农的训练员”（这个口号与当时中共口号完全一致），并明确指出：“你们的运动只是群众的革命运动之发动，如果不把你们的运动与工农大众结合起来成为一种真正群众的革命运动，那你们的运动一定要失败的”；还指出反日斗争必须与推翻国民党统治相结合：“中国的命运取决于中国民众之解放的斗争。为能自由地做民族解放的斗争必须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的军事专政。”为此，向学生贡献三点意见：一是“各校组织真正代表群众革命意志的学生会，并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以统一指挥”；二是“斗争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三是“把你们的运动与工农大众结合起来”。最后提出15条口号，除“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和“第四国际万岁”，表示托派特色外，还有一条即“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与中共正在酝酿的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始发生对抗。陈独秀初期也是这个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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