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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583)

  托洛茨基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流派,与斯大林派没有本质的区别。陈独秀参加托派内部讨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批判极左派,用的还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目标是暴力革命推翻国民党统治。这与被列宁批判为“叛徒”、“修正主义”的主张通过民主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是不同的。关于这一点,除了上述陈独秀发表的众多讨论文章外,集中表现在1936年应茅盾《五月二十一日》征文写的文章《中国的一日》中。文章宣称:“在阶级的社会里,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头脑中,所谓世界,只有两个横断的世界,没有整个的世界……若有人企图把整个的世界这一抽象观念,来掩盖两个横断世界之存在,而和缓其斗争,这是反动的观点”;“如果有人相信这利害不同的横断世界及横断社会,可以合作,可以一致,这不是痴子,便是骗子”。呼吁人们“不要做痴子,而受骗子的骗”。[73]他的意思是世界上只有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没有民族的对立和斗争,因此也没有什么阶级合作的统一战线。以此批判共产国际和中共提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正在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陈独秀一贯的方针是,双方保持独立的前提下,在某一问题、某一事件上的“共同行动”或“联合战线”,反对一个屈服于另一个或一个政党加入另一个政党的“联合”。

  7月1日,他以一个奇怪的笔名“鳦儿”撰写了又一个纲领性文章《我们在时局中的任务》,[74]用更明确的语言阐述上文的思想,开头第一句就说:“谁要幻想中国无论是中央或地方有权力的军阀能够进行解放民族的抗日战争,他不是骗子,便是疯子。”接着他分析时局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已深陷主要由英、日两国割据和争夺的半殖民地地位。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引进日本帝国主义排斥了俄、德帝国主义势力,但日本却又成为英国的竞争者。“一九一八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而企图吞并全中国,即在中国南方,亦不免要和英国正面冲突。”在这种形势下,在中国资产阶级眼中,反对侵略,完成国家独立,不是民主革命的任务,“而是可怕的赤化运动,他们为镇压这一运动,最后不惜与任何帝国主义者合作”;而“无产阶级所以应该左袒民族解放运动,只是因为这一运动有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没有这一作用的民族运动,根本是反动的。日本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远东守门狗,英国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首领,亲英反日和亲日反英的观念,都同样不应该一秒钟在无产阶级战士的头脑中存留”;而“联甲倒乙的策略”“应用到无产阶级为阶级解放民族解放时代的战略,这便是可耻的选择主人的态度!”

  这里所说的没有打击帝国主义作用的民族运动“根本是反动的”观点,后来被托派中的极左派发挥到极致,提出了“中国抗日战争是反动的”观点,接着他猛烈地抨击莫斯科和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的《八一宣言》和朱德、毛泽东联名发表的《为两广出兵北上抗日宣言》提出的“联合阵线”的策略,是与各种反动派合作“欺骗民众”,而不是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他说:“中国史大林主义者,在去年八月一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不曾作任何解释,忽然由在山上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抗,一跳跳到‘愿意立刻参加各党派(不用说国民党也在内)、各团体、各名流(不用说杜月笙黄金荣也在内)、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号召所谓‘各界同胞’特别是‘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大家都应当“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这样的全国‘各界同胞’大合作,比之前四个阶级联盟还要扩大些。心胸狭小的马克思和列宁,当然在醉梦中也想不到如此高明的革命战略(据他们自己说是战略)!”“然而,在这一丢丑的文件中,丢丑还不彻底,因为还有‘南京卖国政府’、‘人面兽性的败类蒋介石……出卖我领土’和‘蒋贼’这些不合时代的词句,还是一个缺憾;果然不久以后,这一缺憾便弥补起来了,在朱德领衔的中国红军致全国各省军事长官要求团结一致的快邮代电中,‘南京蒋总司令’的头衔,也赫然列入了。”

  文章还严厉批评中共在五卅纪念示威中,“只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颇得英帝国主义的上海租界当局之赞赏,他们这种反日亲英政策,和蒋介石及一切高等华人是一致的!”

  文章最后指出:“工农劳苦大众是民主民族斗争的主力军,所以阶级解放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是不能分开的……如果照史大林派的办法,号召工农大众及急进的青年,和资产阶级、地主军阀、买办、官吏,团结一致。这只是团结一致的和平、镇静、退让、投降,而不是团结一致抗日救国!”

  紧接着文章对托派讲:“这一宣传鼓动,乃是我们的当前任务。我们不能追随机会主义者,舍弃民众斗争的康庄大道,而希望出奇迹。”

  可见,中国经过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事件,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民族矛盾已经明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陈独秀的思想在这一方面还是相当落后的,落后于正在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的中共。同时也说明,这时的陈独秀的“左”倾思想与他批判的托派内部极左派思想,不过是程度的不同。据濮清泉说,陈独秀的这种思想直到这年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才开始转变。开始传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蒋消息时,陈独秀“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我和罗世凡说,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我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流泪。”当蒋介石获释回到南京时,他“感到惘然。他又一次像儿童一样发出奇谈。他说,看起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不像我们分析的那样脆弱”。[75]实际上,陈独秀已经感觉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确是民族矛盾压倒了阶级矛盾。这一次,他的政治敏感度虽然慢于中共,但却远远快于托派其他人。陈独秀终于有了由反蒋反国民党领导抗日,向拥护蒋介石国民党领导抗日的一个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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