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 列尔士：《关于经济形势及其他》，《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1934年5月12日。
[49] 《雪衣最近来信》，1935年1月15日，《校内生活》第13期。
[50] 《校内生活》第13期，1935年2月8日。
[51] 连根（即王文元）：《对目前组织问题的意见》，《全体起来，制止无理的分裂组织》，手刻油印小册子。
[52]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21页。
[53] 《劳勃茨同志向国际书记处提出的备忘录》，1935年8月3日于巴黎，王文元翻译稿复印件。
[54]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331～334页。
[55] 《建立》（托派少数派机关报）第3期，1947年9月，手刻油印件。
[56] 《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公函》，特字第11号，1935年4月22日，北京市历史档案馆藏：J186-4-198。
[57] 《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公函》，特字第14号，1935年5月8日，北京市历史档案馆藏：J181-17-2590。
[58] 《劳勃茨同志向国际书记处提出的备忘录》，1935年8月3日于巴黎，王文元翻译稿复印件。
[59] 《柳鉴明（刘仁静）口供——河北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检察处民国二十三年度侦字第八号》，北京市档案馆档案藏：J186-4-198。
[60] 《劳勃茨同志向国际书记处提出的备忘录》，1935年8月3日于巴黎，王文元翻译稿复印件。
[61]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25页。
[62]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25～227页。
[63] 香港中国托派史料编辑室译发，1984年8月21日，复写件。
[64] 《肃清机会主义》，1935年9月4日，铅印小册子。
[65] 《给雪衣同志的信》，1935年11月15日，手刻油印小册子。
[66] 《火花》第3卷第1期，1936年3月10日。
[67]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43页。
[68] 《火花》第3卷第4期，1936年9月25日。
[69] 《火花》第3卷第4期，1936年9月25日。
[70] 《火花》第3卷第4期，1936年9月25日。
[71]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29页。
[72] 作者收藏的传单原件。
[73] 茅盾编《中国的一日》，生活书店，1936。茅盾是通过去狱中探望的汪原放约陈独秀写此稿的。
[74] 《火花》第3卷第3期，1936年9月25日。据郑超麟和濮清泉说，他们在托派内部刊物上，读到不少陈独秀用“鳦儿”笔名写的文章。何之瑜也将“鳦儿”的文章列入《独秀著作年表》。“鳦儿”即燕子、玄鸟。相传“陈”姓第一代是殷商时代的胡公。周灭商后封胡公于今河南淮阳一带，国号“陈”，首都宛丘。传说商是契的子孙，而契是其母吞燕卵而生的，即“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所以一些姓“陈”的知识分子，常以“燕”“鸟”为雅号。陈独秀取“鳦儿”为笔名，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呢？
[75]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76]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第137～139页。
[77]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之附文，《鲁迅全集》第6卷，第550页。
[78]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之附文，《鲁迅全集》第6卷，第550页。
[79] 陈仲山：《致鲁迅的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608页。
[80]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610页。
[81] 《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
[82]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38页。
[83] 《宇宙风》第52期，1937年11月21日。
十八 抗战初期的奋斗与挫折（1937～1938）
拒绝悔过 无条件出狱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8月13日，又向上海发动进攻，出动大批飞机轰炸国民党首都南京。陈独秀所住的牢房，有一次也被震坍屋顶。他躲到桌子底下，幸免于难，与去探望的陈钟凡（时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还“谈笑自若”。鉴于这种危难的情况，陈钟凡与胡适、张柏龄等商量联名保释他。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条件是，除了有人保释外，还需要本人具“悔过书”。陈独秀闻之大怒说：“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且拒绝人保，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他要的是“无条件出狱”。[1]
但是，当时的情势万分危急，释放像陈独秀这样的“政治犯”是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特别是全国学界及国民党中原北大出身的一些官员纷纷奔走。最后，行政院长汪精卫与蒋介石协商，不得不令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2]因为陈独秀拒绝写“悔过书”，所以要“设法开释”，政府自己要找一个台阶下。这也算是陈独秀的又一个传奇。
8月21日，司法院院长居正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了“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其中说道：陈独秀原“处有期徒刑八年……该犯入监以来，已愈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3]这里，“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就是他们自找台阶下的托词。以为捧一下陈“爱国情殷”，他就会默认“深自悔悟”了。其实，这个说法与当年判罪理由自相矛盾，当年判决陈是“危害民国罪”，而现在却承认其“爱国情殷”，岂不自打耳光？可见国民党政府在处理陈独秀出狱问题上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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