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53]
康生文章的发表，犹如引爆了一颗炸弹，立时舆论大哗，不要说反共人士，就是非共和亲共人士，也群起为陈独秀抱不平，质问这种造谣中伤的罪恶，并理所当然地把此文当作中共的主张，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首先，为陈独秀抱不平的最具影响的是1938年3月16日开始，先后在《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相继刊登的王星拱（武汉大学校长）、周佛海（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傅汝霖和梁寒操（均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员）、高一涵（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张西曼（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陶希圣（国防参议会议员）、林庚白（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九人联名公开信。信中指责说：
中国共产党内部理论之争辩，彼此各一是非，党外人士自无过问之必要。近来迭见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是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独秀先生平生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为国人所周知。且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凡独秀先生海内外之知友及全国公正人士，谅有同感也。
此时王明正好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地位在周恩来之上，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也在他的领导之下，[54]见了九人公开信，非但不思退守，反而更加无理而愚蠢地进行反击，从公开信发表的第二天开始，指示《新华日报》连发数篇短评，说什么“陈独秀是否为汉奸问题，首先应该看陈独秀是否公开宣言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55]
陈独秀再也不能保持缄默，立即在当天写了一封《致〈新华日报〉的信》。信中叙述了出狱初期在南京和武汉与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的接触情况，指出：
（他们）从未议及我是否汉奸的问题，并且据罗汉说，他们还有希望我回党的意见。近阅贵报及汉口出版之群众周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周刊，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顷见本日贵报短评，乃恍然大悟。由此短评可以看出，你们所关心的，并非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而是陈独秀能否参加反对托派运动问题。任何人发现汉奸，只应该向政府提出证据，由政府依法办理。你们造谣诬蔑的苦心，我及别人都可以明白了……我明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见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否则含沙射影血口喷人地跟着你们做啦啦队，我一生不会干这样昧良心的勾当。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灭。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决不应该如你们所说：“陈独秀是否汉奸，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来武汉后，为避免增加抗战中纠纷计，（我）一直未参加任何党派，未自办刊物。我所有的言论，各党派的刊物，我都送去发表。我的政治态度，武汉人士大都知道，事实胜于雄辩，我以为任何声明都是画蛇添足。你们企图捏造汉奸的罪名，来压迫我做这样画蛇添足的事，好跟着你们做啦啦队，真是想入非非。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56]
与以往爱冲动、发脾气的陈独秀不一样，这封信写得十分克制，入情入理，但相当有力。
《新华日报》没有刊登此信，但此信在其他多种报刊上出现了。围绕着以上康生诬文、九人公开信、《新华日报》文章、陈独秀的信，武汉各报纷纷刊文。这些文章大多为陈辩诬，指责中共，内容主要如下。
第一，对抗日阵营的损害甚大。当时日寇侵略极其疯狂，攻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后，矛头直指武汉，全国人民正同仇敌忾进行武汉保卫战，而康生的文章一度干扰了抗日的大局。这在客观上削弱了抗日阵营的力量。因为，陈独秀出狱后，已经声明以无党派的公开的身份出现，到处发表抗日演讲，连续发表抗日文章，再加上他的历史影响，已经成为具有重大影响的抗日人物，半年多的活动完全透明，现在把他打成“日本间谍”，这不仅是对陈独秀这位“中国并带世界性的文化与政治的伟人”的严重伤害，也是对整个抗日阵营的损害。当时一份国民党的报纸社论说：“过去惨痛的事实（指党派分裂、内战导致日寇的入侵——引者），我们不堪回忆，以后的事体，我们也不希望再会重演，要避免这种危机，只有大家能顾全大局”；“在这个国难严重的今日，我们还有什么可说？我们认定只有大家衷诚团结，只有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融合各党派的势力集中救国的力量，大家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奋斗努力，始足以救亡图存。到现在倘使还不晓得觉悟，竟日终年的潜心于内部的摩擦，并且由内部理论的斗争而反映到外面来，我们觉得异常的无谓，异常的可惜”；“关于党派问题，最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有个通知，希望大家少谈，以免影响社会人心惶惶不安，而现在又把这一套提出来讨论，这也是不应当的”；“关于目前这样严重关头，大家认定只有抗战才是死里求生的出路。今天一个刊物，明天一篇文章，汗牛充栋，书铺充斥，掛羊头，卖狗肉，破坏抗战阵线，混淆国家思想，这也不是抗战时期中所不应当有的现象。”该文最后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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