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定大家既然许身党国，应当大家彻头彻尾的加以反省，“应该痛定思痛，认清敌友，戴罪立功；万不可稍存意气，重蹈以往的覆辙，骨肉相残”而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时急矣！寇深矣！华北数十万方里之土地，已经被敌人侵占；东南富庶的资源，也已经被敌人攫夺；无数万的民众被敌人残杀；大好河山，疮痍满目，我们还有什么心肠来闹内部无谓的纠纷！我们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57]
其实，中间人士敢于仗义执言者也不少，九人公开信中，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的张西曼教授就是一人。他签署公开信后，曾给《新华日报》一信，强调说明他“为甚么敢负责为独秀先生辩护”的理由：他“在陈出狱后，作过数度的访问”，认为陈独秀“由他那抵抗倭寇侵略的坚决态度和对我所创中苏文化协会的伟大使命以及中苏两友邦联合肃清东方海盗的热烈期望中，可以证明他至少是个爱国的学者”，并诚恳地表示“在各种革命和救国力量集中在三民主义旗帜下奋斗救亡的现阶段中，自然是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除证据确凿的汉奸巨恶应由国家法律和民众力量痛加制裁外，断然要力求避免一切无谓摩擦和误会，方可群策群力应付时代危机。现在倭寇已囊括我资源富庶的十省，民众的牺牲痛苦早非人境，分化宰割，大难日殷，我们一般许身国事的志士，应该痛定思痛，互相谅解，认清敌友，待罪图功。万不能稍存意气，重蹈以往覆辙，骨肉相残，殃民祸国”。
但《新华日报》在3月19日却发表题为《不容含糊和小心上当》的短评，批评张西曼“态度是含糊的”，要张西曼对此问题“重新加以考虑和表示”，气得张生病一场。
此外，著名人士长沙吴国璋也公开发表文章呼吁：“从前有些人因为暴日侵略日亟，曾向国民政府提出停止剿匪的请求。现在日寇业已深入我国，我敢大声呼号，希望中国共产党不要再制造‘托匪’新名词，来增加国内纠纷！”文章又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种书报杂志中，时常看到‘托派匪徒’一词，说他们是汉奸，首领是陈独秀先生。我以为很怀疑，以为陈氏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首领，现在中共骨干许多重要分子，都是他介绍入党并提拔训练而成的，如果他也做了汉奸，那么中国共产党还有人靠得住吗？如果事出诬陷，则中共干部分子在道德上言，既属负义不仁；在政略上言，又徒造人人自危的恐怖；在抗敌上言，则又未免陷于自相残杀的绝境。大敌当前，为什么他们要开这样大的玩笑？”[58]
第二，道德上对中共本身损害最大。王明、康生的诬陷，使陈受到重大伤害，如使其争取中间势力的努力付之东流。另外，中共本身在人们特别是民主党派中的威望受到的很大损害。因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正在民主党派中做统战工作，已经取得很大成效。但王明、康生的做法严重破坏了中共的形象，正如当时一本小册子序言所说：
陈独秀是中国并带世界性的文化与政治的伟人，而原告共产党则是中国并带世界性的大政党，至所涉及的问题又是民族抗战中的最严重的道德问题（是否“汉奸”）。以如此两造所引起的如此问题，自然有其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不仅关系一个人的道德，而且关系一大政党的道德。假如陈氏果真是证据确凿的“汉奸”，则他的历史人格即最后破产；假如事实并不如共产党之所攻击，则中国共产党便无法卸脱其有组织地迫害与诬陷异己之罪。[59]
而国民党的《大汉晚报》，发表署名文章带有轻蔑的口吻说：“凡人作事，应当光明磊落，不可鬼鬼祟祟，玩弄手段，然后才能得到人家的同情；否则绝对不会不失败的”；“我们是具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国民，我们作人，尤应有泱泱大国的风度……切不可学习落后民族那种狭隘，残忍，刻薄，凶狠，尖刻，毒辣等非文明人类所应有的胸襟——以恨为出发点的胸襟；否则，人类社会只有一天天的开倒车，而仍然回到野蛮的原始社会去。”两天后，该报又发表短评说：“夫尊重他人，即所以尊重自己。如政见之争牵涉人我之争，或竟不择手段，肆意诬蔑，此则不足以言政治，徒损一己之政治道德而已”；“以自诩革命党人出此下策，言之痛心，良深浩叹！”[60]
第三，在法律上使中共处于被动。王明、康生当然知道，一旦“日本间谍”“汉奸”罪名成立，在当时立即就要处决的。在苏联时，他们亲眼看到许多中外著名人士，甚至那些与列宁在一起战斗过的老布尔什维克，一旦被诬陷，就处决了，而且根本不要什么证据。在中国，他们也知道抗战初期的王公度、张慕陶也并非托派。王公度在桂系军阀反蒋独立运动中，曾立下汗马功劳，被称为桂系中的“第四号人物”，只是在全国形势逼迫下，桂系军阀转向“联蒋抗日”，但王公度不识时务，坚持原来的立场，再加上他在桂系内部争权夺利斗争中，遭到妒忌，才被杀之。但是杀了之后如何向外解释，他们煞费苦心，最后决定给他按上一个“托派”的帽子。[61]特别是张慕陶，原是中共重要骨干，执行“左”倾路线而遭到失败，被开除党籍的，与托派风马牛不相及。之后，他投奔阎锡山，表现出相当大的活动能力。中共领导的统战组织牺盟会，曾想争取他“归队”，为张所拒绝，于是张被戴上“托派汉奸”帽子。张从晋系到了蒋介石手下，蒋也拉拢他。最后终因他坚持“反蒋抗日”立场，被以“托派汉奸”罪名处决了。可见在中国也存在无须证据，诬陷其“托派汉奸”罪名就可枪毙的事例。这是苏联“肃托运动”再加上王、康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反复宣传在中国造成的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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