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1938年2月，在巴黎的《救国时报》，抛出了一篇报道式的文章，以陕甘宁特区政府公审大会的名义表示：“我们要求政府当局效法广西枪决黄公度及延安公审三匪徒的办法，用枪决韩复榘的毅然手段，以铁一般的国法和军律，来搜捕、公审和枪决陈独秀、叶青、徐维烈、张慕陶、梁干乔等汉奸匪徒。”[62]
当时就有报纸提出陈独秀可以“反坐”中共，变被告为原告：“指人为汉奸，固为一时快意，不知此举不惟有违政治道德，更触犯法律森严……吾不知法庭相质，攻讦者又将何辞以对？”“法律应予反坐”。[63]有人也明确地指出：政府有“惩治汉奸条例”，现在各报所讨论的陈独秀事件，“若他罪证确实，自当处以应得之罪；否则说他是汉奸的日报杂志等，自亦构成诽谤之罪”；“陈独秀自可依刑法第三百十条起诉于法院”。[64]这使中共处于很被动的地位。
应该指出的是，在陈独秀致《新华日报》的公开信后，事件的另一个受害人罗汉，也发表了一封给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很长的公开信，以自己的经历，驳斥了《铲》文对他的诬陷，同时以抗战初期与这些中共骨干接触联系陈独秀派与中共合作抗日的具体过程，指出博古曾对他说：“据我自己观察，独秀的意见很少有和托洛斯基相同之点，故中央刊物近来已不把托陈并列一派。”后来罗汉责问周恩来，为什么在武汉出版的《群众》杂志署名汉夫的文章，竟加独秀以“匪徒”的称呼。“恩来兄说，那篇文章的‘匪徒’字样，他的确曾经勾去，后来不知怎样又被手民误植上去了。”恩来又说：“所谓中国的托派，事实上亦很复杂，如何分野个人亦不十分清楚，不过我大约可以将其分为四派：一派是赞成抗日的，你和独秀等均属之……”[65]这表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对陈独秀“汉奸”问题是有明确认识的。
但王明、康生制造的诬陷陈独秀为汉奸的事件，给中共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后来，周恩来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对各方面人士做了许多工作，并多次托人去看望陈独秀，并嘱陈在当时“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66]以免事态扩大。在共产党内很有威望的老人、与陈独秀关系亦好的徐特立，当时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也在陈独秀的学生何之瑜的陪同下，特意到武汉慰劝陈独秀，再加上武汉保卫战迫在眉睫，各路精英纷纷准备后撤，才使这场风波平息下来。
但是，由于是非不清，冤案未了，陈独秀仍耿耿于怀。他只答应暂时休战，准备将来“算总账”。他在给何之瑜的信中说：“徐老先生（指徐特立——引者）所说：‘事情是解决了的。’真使我莫明其妙！罗汉的事，有他自己与你们的信，我不愿多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他们自己虽然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正在指使他们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污蔑。我在社会上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社会自有公评，他们无情理的造谣中伤，于我无损，只他们自暴其丑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账……”[67]可是，接着他流亡入川，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他即病逝于这个阶段中，没有得到“算总账”的机会，在很多人眼中他还是带着“汉奸”这个罪名入土的，可谓遗憾终身。直到1984年，中共文件承认“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68]
王明、康生等诬陷陈独秀在海外受到抵制
在武汉，战局关系及周恩来等的努力，使诬陈事件未了。但王明、康生等在“汉口及香港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污蔑”，在香港的中共中央华侨委员会还令各国华侨的共产党组织，也继续进行诬陷工作。
1938年8月，陈独秀在重庆发表了《告侨胞书——为暹罗〈华侨日报〉作》一文。文中指出：“我们的民族运动，是站在各民族平等的原则上面……因此我们侨胞所在的地方，如果是一个民族独立国家，如果她不公开的直接加害于我们，我们便不应该站在自己民族利益的立场，或站在什么‘阵线外交’的立场，来妨碍别人以民族利益为本位的外交政策。这样的妨碍不但违反了民族自决的精神，而且只有迫着他们对我们益加疏远，甚至仇恨。”[69]
这是针对当时受中共领导的暹罗共产党（实际是纯粹的华侨党）在泰国搞极左运动而言的。据当时暹罗共产党领导人欧阳会老人回忆：
陈独秀的文章是暹罗《华侨日报》社长“老丁”（李慕逸）回国拜访陈独秀后约陈写的。老丁是反共拥蒋的国民党人，与中共领导的暹罗华侨党斗争得很厉害。由于侨党一开始就在极“左”路线指导下活动的，发传单，闹罢课，宣传“打倒泰国政府”“保卫苏联”；“工人无祖国”，而把“苏联当作自己的祖国”；更严重的是与当地的黑帮势力结合在一起，成立“锄奸团”，对卖日货的商人，若不公开登报承认错误，并向延安捐款者，立即实施暗杀，而且天天杀人，而被杀者一般都是国民党方面的人，把内战打到国外，造成暹罗社会的恐慌。暹罗政府因当时弱小，是被迫亲日的，对共产党极为不满，严厉镇压，但共产党以“抗敌救国会”“读书社”等群众团体的面目出现，政府也很无奈。老丁在“一二·九”时就写文章骂侨党扰乱社会秩序。但这个人是个老报人，办报纸很有一套，在暹罗很有名。当时因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华侨日报》也联合办报。他负责报纸的“社论”和“华侨公园”两个版，侨党负责“文艺”和“生活”两个版。这次老丁组织了一个“战地访问团”回国到重庆，并拜访陈独秀，自然讲到了中共侨党在泰国极左闹革命的情况。所以，“陈独秀写文章时对我们在泰国的活动是很了解的，他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我们极左错误的批评”。同时，老丁还办了一个《华侨周刊》，发表了回国时他们访问团与陈独秀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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