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临时回美国的李福仁甚至认为陈独秀是以“某种方式政治上的投降”，国民党才把他放出来的。[77]因为他听信托洛茨基的话：国共一合作抗日，就会杀死狱中的陈独秀，为此曾接受托洛茨基的委托，要在中国发起援救陈独秀的运动。但是这个运动没有发起，陈独秀却安全出来了。
最后，临委在多数人的赞成下，通过了一个叫《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78]的提纲，严厉指责陈独秀发表的“与任何党派没有关系”的声明，是“完全采取了‘超党’的，即‘超阶级’的立场。他自‘八一三’以来所发表的一切文字，正由这一立场出发，因此一贯地充满了机会主义的精神，即充满了站在各党派之间、站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调和主义精神，这是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对阶级’的基本观点”。
提纲接着逐条批驳了陈独秀的抗战主张：
（1）“D.S.主张‘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民族’是抽象的，在现代的社会里，真正代表民族利益的往往是一个最进步的阶级（是现时的无产阶级）……又必须是一个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党。所以单纯地说：‘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实际上即等于否认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领导权，这根本是反动的思想。”
（2）提纲一面重申托派临委的抗日政策，认为国民党的抗战，是“为了保持自身的权位，迫不得已的而起的‘应战’……是不能贯彻到底的，将不可避免地要走到中途妥协，屈服投降。因此我们的基本政策是……准备于它真正投降时以实力去推翻它，使抗战不致半途中止”；一面批判陈独秀“把国民党政府这次应战的革命意义尽量加以夸大，同时，不仅自己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战，又公开叫民众‘要相信政府有抗战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了’，这完全是替国民党政府作宣传筒，结果即是欺骗民众。这与我们的基本政策毫无共同之点”。
（3）“D.S.所说的‘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应以在野党的资格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抗日战争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为一谈。’这里十分明显的是主张维持国民党的军事专政，是完全放弃了以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国民党的军事专政之原来的政治主张。”
（4）愤怒指责陈答复《新华日报》的公开信中，“不但不严正反驳史大林党之对于我们整个组织的无耻诬蔑，反而公开地宣布他与‘托派’没有任何关系，即公开宣布他已脱离了‘托派’，这完全表示了，他放弃了自己多年来所坚决拥护并为之奋斗的革命旗帜，这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
（5）“D.S.所以远离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在最重要问题上走到了如此的机会主义，主要是由他自出狱后希图无条件地保持自己的‘公开地位’，因而不得不向国民党政府妥协，不得不向史党（即中共——引者）表示让步……放弃了自己原来的革命立场，然而这正是社会民主党及一切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堕落之根本原因。”
提纲最后提醒说：“D.S.要想重新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首先必须考虑他所幻想的‘公开地位’，进而考虑他近来全部思想错误的根源，否则他的错误将跟着时间前进至于不可收拾。”但在“附言”中，又以和解的口吻表示：“我们希望D.S.同志能站在革命的利益上来互相讨论和批评，以便最后获得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
托派临委这种思想僵化、抱残守缺、不可理喻的状态，使陈独秀深为绝望。他对他们已经不屑一顾。但他明白他们极左的根子在托洛茨基那里，于是，他采取了一个彻底的办法，直接向托氏写告状信。由于是向托氏写信，他又不得不用“我们”即整个中国托派的名义来自称，说明他还是希望托氏运用其声望来挽救中国的托派事业。
信一开头就叙述中国抗战溃败的局势，及中国托派由于极左派路线的错误，造成组织衰微，因而对这种局势处于恼人的无能为力的状态。他哀叹：“我们当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战争中有很大的发展。然如果政策比较的正确些，也不致像现在这样衰微。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然后他列举自己在与托派斗争中对方的极左观点说：有些人认为民主革命在中国已经完结；有些人认为下一次革命性质是单纯社会主义的没有民主成分，甚至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的，攻击同志中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把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放在自己双肩上的人是左派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些人认为国民会议是反动时代和平运动的口号，不能用作夺取政权的口号；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级的党派协议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对国内独裁者的共同的行动，都是机会主义。“这些极左派的倾向在组织内部的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对中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这就是他的心酸之处，他曾“出来纠正”，他就被说成是一个“老机会主义者”，并一度被开除出托派。
更使他痛心疾首的是，由于托派的这种极左派错误，使斯大林、王明、康生的“托派即汉奸”的宣传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他说：“在战争中，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参加抗战，但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析得过高，他们的意思或者认为只有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讥笑‘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同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到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样状况仍旧继续着，不但未能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因此使他们的意识更加狭窄，竟至有人造出一种理论说：一个革命党员，社会关系越简单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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