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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603)

  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面对这种悲凉处境,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无限怅惘。尤其是1938年7月,他不得不在日本的炮火下只身流亡四川后,生活上又一次饱受磨难。正是在这又一次严重失败和从未有过的孤独之中,上海临委派了与他有深厚情谊的陈其昌长途冒险来到他的身边,与他交换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了给托氏的信。信中流露的感情和立场,也就很自然了: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基础还是托派,也只能是托派。

  但是,要他放弃自己的原则,与托派极左派小集团和解,也同样不可能。因为它不仅“没有发展的希望”,“反而是中国革命的障碍”。这是一种多么痛苦与无奈的心情。所以,他给托洛茨基信中提出的由民主民族革命“从头做出”的设想,既是一年来努力受挫后的呻吟,又是不甘失败的挣扎。

  学术界有人拿刘仁静提供的情况,证明陈独秀已经与托派脱离关系。刘在1938年到武昌,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开始对我很客气。第二天去见他,他就不见我了,还给我留下一封信,那封信表示和我绝交,划清界限”。[84]其实,刘仁静后来自己出来纠正说:“有人说陈独秀那次不见我,是表明他与托派划清界限。实际相反,因为我当时已是被托派开除的人,所以他不与我交往。”[85]

  原来,刘仁静在1935年3月北平被捕、押往南京判处徒刑两年半、进入苏州反省院执行后,担任了这个反省院犯人“自治会”主席。他在反省院办的感化犯人的半月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继续宣扬被陈独秀批判过的先“经济复兴”、后“发动革命”的理论,宣称:“现在民族复兴的途径只有靠阶级调和,一致对外。”“就中国现状看来,在中国想实现社会主义或非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人道主义者的幻想”;主张中国应该“节制私人资本,即是创造国家资本……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86]在狱中的陈独秀看到了老冤家刘仁静的文章,火冒三丈,立即建议托派临委开除刘仁静。

  1981年,笔者在收集陈独秀资料时,在某单位档案处保存的“陈独秀手稿”卷内,发现了一份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临时委员会”名义写的手稿——《开除刘仁静党籍启事》,启事写道:“刘仁静于一九三五年春在北平被捕之后,未能保持革命者坚决的态度,后入苏州反省院,更显出动摇的倾向。最近我们在苏州反省院半月刊上,读到了他所投登的几篇论文如《节制资本刍议》[87]等,竟公然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宣传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整个思想,无疑已投降于反动的孙中山主义之前。为此,我们郑重声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决不容许抱有这样思想的分子,继续容留在他的队伍中。”这个《启事》写于1935年11月17日。后来经过临委核实修改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开除刘仁静党籍通告》刊登在托派机关报上,《通告》一开头与上述《启事》一样,说他被捕后动摇,接着说:“惟当时仅凭同志口传,本同盟不能率尔置信”。——这说明刘仁静问题的发现及处理意见,确是陈独秀首先提出。然后写道:“近闻江苏反省院出版之半月刊,见有刘仁静投登的长文《读〈资本论〉刍议》、《读〈西洋史论〉》等篇,完全证实其思想的反动与叛变……为此,本同盟正式宣布刘仁静为共产主义叛徒,开除其党籍。”[88]

  后来,刘仁静向李福仁问起这件事,李对他说:“当时开除你,是狱中的陈独秀支持的。”所以,他出狱后,先到上海,要求恢复与托派的组织关系,未成;他又在1937年10月29日写信给当时在美国的李福仁和伊罗生,要他们转信给托洛茨基,请求帮助解决其恢复组织关系,同时报告陈独秀在武汉的言论,挑拨说:“全体同志对他表示失望了。”[89]

  但是,托洛茨基在1938年2月23日致李福仁的回信中,对陈独秀仍然表示关怀和尊敬,而对刘仁静却明确表示蔑视:“至于刘仁静,我不愿给他回信。他太不可靠,局势太紧张,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在玩两面手法。”[90]托氏对二人的态度,使刘仁静出乎意料。

  刘仁静在上海碰了一鼻子灰,就到武汉来求助于老冤家陈独秀,如上所述,遭到了陈独秀的冷遇。

  所以,陈独秀冷遇刘仁静,非但不能说明陈独秀与托派脱离关系,反而说明他为了维护托派的“纯洁性”,拒绝变节过的刘仁静再回到队伍中来。

  果然,这位跳来跳去的刘仁静,在回到托派中来失败后,就公开投入到国民党的怀抱。1939年,刘仁静去西安,投到军统头目国民党第十战区政治主任梁干乔的麾下,任战区政治部宣传科长,专门对延安进行反共宣传。就这样,中国托派中两位唯一见过托洛茨基、因此一度自认为是托派“元老”的人,八年之后,不仅重新见面,还都投进了当年他们发誓要打倒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

  现在再来谈陈独秀致托氏的信。如上所述,这封信是在上海托派临委之一陈其昌(与郑超麟、王文元一样的不同意陈独秀的思想,但维持着对陈尊敬的情谊)在1938年秋绕道香港到重庆探望陈独秀并向陈展示临委多数通过的第一个对他的决议文件《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后,陈独秀写的,并托陈其昌带到上海,请李福仁转寄托洛茨基本人。由于当时东部大半个中国领土已经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陈其昌再绕道香港回上海时,已经是193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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