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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605)

  由于通信不便,过了四个月,托氏才知道陈独秀在中国拒绝发表“脱离托派”的声明,而他的担心也被王明、康生等诬陷陈为“汉奸”,要求“枪毙”他而一度十分危险的各种消息所证实。于是,他再次极其郑重地给李福仁写信道:“我非常关怀的问题是陈独秀的人身安全。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我毫不怀疑斯大林会在战争期间暗杀他……他应该到美国去,如有可能,应取得中国政府的同意……陈独秀如到美国,能为中国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展开很有效的宣传。他以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老革命家、且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家资格来进行这种宣传,对于美国工人所能发生的影响比莫斯科的代理人们所发生的要大一千倍。”

  请看,由于得到了陈独秀拒绝发表“脱离托派”声明的讯息,托氏对陈的热情得到巨大的释放,给予了陈独秀如此崇高的评价。

  同时,陈独秀发表的“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声明被中国托派误认为是“脱离托派”的声明,对他表示强烈谴责,而托氏却表示充分的理解:“陈独秀对我们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在这样的情形下,陈独秀很容易被牵连到某种臭名洋溢的司法罗网中去,如果发生这种事情,对他将是致命的打击,对第四国际也极为有害。他的处境如果尚非绝难忍受,却已是极端困难的了。他无论如何得跑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94]

  这封信后,由于陈独秀只身进入四川,与上海托派失去了联系,托氏有大半年没有陈的消息,因此很着急。1939年2月23日,他在给李福仁的一封短信中问:陈独秀的近况如何?他在干什么?他的思想如何?

  现在,李福仁终于把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和临委的反驳报告寄到了托氏面前。一方面,托氏不得不承认,中国托派临委的抗战路线基本上符合他的思想和指示,另一方面,由于他有了以上对陈独秀的观察和了解,对陈信中的意见,也不能不重视。于是,他采取折中方法,调和两个极端,十分审慎地表示:“我很困难形成一种确定的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们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们老朋友(即陈独秀——引者)方面对于他们的严斥是否正确。”

  这句话表达了托氏的矛盾、无奈和对中国国情的无知。他不可能承认他的理论是错误的、极左的,但为什么在中国的命运像陈独秀说的如此糟糕。他自认为自己的理论比斯大林正确,但在中国得到的结果,却根本无法与中共达到的成果相比。他不可能像陈独秀那样批评中国托派,但对于陈独秀仍忠于托派事业的思想感情及其提出的工作方针,显然深受感动。因为陈提出的当前只能进行民族民主斗争的主张,与他提出的中国在“过渡时期”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所要解决的任务,并无不合。而陈独秀看不起中共组织,提出使中国托派成为“创造无产阶级政党中心势力”的意见,更是他一贯的愿望。在1932年9、10月间给陈的信和1937年8月与李福仁的谈话中,他都强调了这个愿望。所以,他又对陈独秀表示了较多的谅解和支持。他说:“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我希望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同他经常合作。”[95]

  关于陈独秀与中国托派临委的矛盾,基于他对陈的情谊和一贯的建议,认为很好解决,就是把陈独秀调离,到美国来参加第四国际的工作,这样既解决了陈与托派临委的矛盾,又解除了他认为陈留在中国危险的担心,更遂了他多年来要陈到第四国际来与他合作奋斗并提高第四国际威望的愿望。可谓是一举三得。可惜的是,他在一点上还是不了解陈独秀:陈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在祖国危难时刻,绝不会离开祖国。另外,托洛茨基在写了此信的第二年,即1940年,自己也被斯大林派的克格勃用斧子残忍地砍死了。就这样,托氏的殷切期望没有实现,陈独秀少了一个能深切交流思想的知己。

  王文元在陈独秀逝世时,写过一篇题为《托洛茨基与陈独秀》[96]的文章,对托洛茨基为什么几次三番在陈独秀与其他托派斗争中袒护陈独秀,有这样的评述:“将近十年来,如果没有托洛茨基的‘保护’,陈独秀大约已不止一次地被托派中的某些‘英雄’开除,宣布‘自动脱离’或宣布‘变节’了!”又说:“托洛茨基在1927年5月7日第一次提到陈独秀时说过一句名言:陈独秀同志根据他自己观察来估计局势,与我们根据理论思考而估计局势,恰恰说着同样的话”;“这个评价决定了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态度,直到最后。他自始至终十分珍视那有经验的革命的陈独秀,而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陈独秀。所以每当中国的年青托派或因意气、或因理论上的吹求、即或因正确的批评而攻击陈独秀时,托洛茨基所采取的态度总是袒护的甚至‘曲宥的’。”文章还说托洛茨基所以特别看重陈独秀,是要陈参加第四国际,“正因为如此,他不断地要获知陈独秀的思想发展。自从一九二九年以来,陈独秀思想上的一切错误——无论真实的或虚幻的——托洛茨基没有一件不知道”;托洛茨基比任何人更明白陈独秀的错误,但他也比任何人更明白他的长处与价值,因而他比任何人更不愿做出陈独秀“变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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