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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608)

  [44] 《民族野心》,《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6集。

  [45] 《抗战一年》,《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6集。

  [46] 《论游击队》,《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6集。

  [47]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66、268页。

  [48]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66~267页。

  [49]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72~273页。

  [50] 参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73页。

  [51] 参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74页。

  [52]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18~423页;王明:《中共五十年》,现代史料编刊社,1982,第191页。

  [53] 康生:《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以下简称《铲》文),《解放》周刊第29、30期,1938年2月。

  [54] 潘梓年:《〈新华日报〉回忆片断》,重庆人民出版社,1959,第3页。

  [55] 《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新华日报》1938年3月17日。

  [56] 陈独秀:《致〈新华日报〉的信》,1938年3月17日,《血路》第12期;《武汉日报》1938年3月19日;《扫荡报》1938年3月20日。

  [57] 《以大局为生》,武汉《大汉晚报》1938年3月19日。

  [58] 吴国璋:《陈独秀,汉奸?托派?》,《民意周刊》第15期,1938年3月19日。

  [59] 雷宇同编《中国共产党攻击陈独秀等的反响》,广州新东书局,1938。

  [60] 《提高政治道德》,《大汉晚报》1938年3月21、23日。

  [61]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第98页。

  [62] 《托陈汉奸匪徒卖国通敌到大后方 陕甘宁特区政府公审托陈匪徒》,《救国时报》第151期,1938年2月5日。黄公度即王公度,如上述,他不是中共党员,也与托派没有关系。其实,张慕陶、徐维烈也都不是托派。梁干乔是早期的托派,1931年5月托派小组织统一后不久,即投靠国民党,这时也不是托派,更没有当汉奸。当时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但有些人还停留在“反蒋抗日”或“反共抗日”的立场上,于是,国共两党和其他地方军阀都借助苏联肃托旋风来打击或枪毙自己的政敌。虽然陈独秀已经明确表示拥护抗日统一战线,但王明及康生的锄奸部,还是要把他打成“汉奸”,并要求枪决他。

  [63] 《提高政治道德》,《大汉晚报》1938年3月23日。

  [64] 徐乐如:《最近陈独秀事件的法律观》,《民意周刊》第16期,1938年3月22日。

  [65] 罗汉:《给周恩来等一封公开的信》,《正报》1938年4月25、26日。

  [66] 《黄理文谈陈独秀》,吴信忠整理,《周钦岳谈陈独秀》,周祖羲访问整理,1982年12月。周钦岳抗战期间任重庆《新蜀报》主编,在武汉和重庆,与周恩来及陈独秀都有来往。

  [67] 《陈独秀致贺松生的信》,1938年4月8日,未刊。贺松生即何资深、何之瑜。

  [68] 《关于严肃注意防止不适当地宣传陈独秀的通知》,中宣发文第13号,1984年3月19日

  [69] 陈独秀:《告日本社会主义者》,亚东图书馆,1938。欧阳会说:离休后我三次去泰国,刊登此文的暹罗《华侨日报》已经找不到了。

  [70] 《欧阳会回忆录》,唐宝林整理,2010年5月。

  [71] 《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关于中日战争决议案》,《中国革命问题》,第272页。

  [72] 托洛茨基:《论中日战争致里维拉的信》,1937年9月23日,《中国革命问题》,第351页。

  [73] 托洛茨基:《伊罗生著〈中国革命悲剧〉序》,《中国革命问题》,第364页。

  [74] 《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4页。

  [75] 《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D.S.同志问题》,《保卫马克思主义》卷1,第28页,1946年托派多数派所印的油印小册子。

  [76] 《刘家良致李福仁的信》,1937年11月21日,《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69页,注释1。

  [77] 《托洛茨基致李福仁的信》,1937年12月1日,《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68页。

  [78] 《保卫马克思主义》卷1,第7页。

  [79] 《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1938年11月3日。这封信最早刊登在1946年托派多数派油印的《保卫马克思主义》卷1的“附录”上,取名为《DS给国际的报告》,但是没有注明日期。1948年何之瑜把陈独秀的部分遗著编辑成小册子《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时,请郑超麟回忆,注明为“1939年某月”。1993年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时,根据郑超麟的回忆,注明为“1939年1月”。流亡在英国的王文元见后,告诉郑超麟,他在托洛茨基被刺杀后40年开放的托氏档案中发现:陈独秀写的原信,注明为“1938年11月3日”。于是郑写了《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是哪一日写的》一文(刊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第6期,1995年11月),进行了纠正。

  [80] 仲:《给陈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陈独秀的最后论文与书信》,第24页。

  [81]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66页。

  [82] 仲:《给陈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陈独秀的最后论文与书信》,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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