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受王明、康生等无端陷害，却在民主人士中得到了广泛的同情。这些民主人士都是政治上要求民主，反对一党专政，经济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国家垄断的。陈独秀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吸取不少营养，使他在思想上获益不浅，生活上也得到许多帮助。“不再隶属于任何党派组织”的陈独秀，现在只有依靠这些新朋友了。如这次入川。他曾在一次宴会上征求民主人士章伯钧的意见，章当即问在场的重庆《新蜀报》主编周钦岳：“仲甫入川怎么样？”周表示欢迎并提供方便，“居住和其他生活方面的问题，我都可以负责”。周钦岳根据中共的意见，又希望陈独秀入川后，“千万不要活动，更不要发表什么东西”！[6]但是，陈独秀是一个天马行空，言论不羁的人，他7月2日一到重庆，就在27日写就上述《论游击队》，继又发表《资本主义在中国》并做演讲，影射中共。
陈独秀“安抵重庆”那天，周钦岳、高语罕等前往迎接，暂时安排在“上石板街十五号川源公司”楼上。[7]这是禁烟委员会李仲公的办事处。在《新民报》《新蜀报》的朋友张恨水、张慧剑、周钦岳等为他设宴洗尘。这说明，他出狱后为自由的努力开始获得成果，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行踪仍被国民党特务监视着，与托派也是藕断丝连，但毕竟走出了党派的阴影。然而，重庆成为国民党的陪都后，又成为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地狱和国共角力的战场，政治上更少民主和自由不说，经济上的重压也很难让陈独秀一家长期生活下去。再加上重庆天气闷湿，很不利于他的日益严重的高血压病，而且大量沿海地区逃难民众集中此地，已经很难找到他合适的住处。所以，他在重庆只住了短短的一个月，就在江津国立九中校长邓季宣和皖籍名医邓仲纯（二人都是陈早年的同学和朋友）的帮助下，于8月3日移居到距离重庆上游水程约180里的江津县城。[8]高语罕说，他本不愿意离开重庆，因他关心时局，江津太闭塞。但“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他只好退居人事比较闲适、生活比较便宜的江津去做寓公”。[9]
江津当时约有80万人，是川东一个大县。由于日本侵略，沿海和中部地区的大批难民逃亡到这里。原安徽国立第二中学给教育部批准立案后，改名江津九中迁到此地，收容沦陷区疏散到重庆的安徽教职员和学生。这样的人员及其家属不下数千人，形成一个“小安徽区”的氛围。陈独秀因这种非亲即友的关系，带着潘兰珍和老母亲（即继母谢氏，陈昔凡之妻）及三儿陈松年一家几口，流亡到此。靠了朋友的照顾，陈松年在九中做了一名修理校舍的木工。但陈独秀的境况仍然十分狼狈，如他给陈松年信中所说：“不但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这是指原来说好，到江津后住好友邓仲纯（又名邓初）之宅，但因事先对邓妻工作没有做好，人到了，她竟“闭门谢客”。陈独秀懊丧地说：“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庆矣。”幸蒙同乡旧交方孝远先生的同情，才在一客栈暂栖下来；8月7日，又得东门郭家公馆（实为客栈）房东怜悯，挪出楼房一间，住了进去，“聊以安身”。陈独秀叹道：“出门之难如此。”[10]
过了几个月，做通了邓仲纯妻子的工作，再加资助邓开设延年医院的江津望族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照顾，勉强住进邓初开的延年医院后院——“黄荆街八十三号”，与邓初夫妇分住一宅。由于曾遭“闭门谢客”，再次进入，陈独秀精神上的不快与别扭可想而知。很快，潘兰珍就与邓妻闹起矛盾来，又不得不通过他北大时的学生江津县长黄鹏基的帮助，住到江津大西门外江津一中校长施明璋家“施家大院”——“延陵别墅”。月余，因江津中学教员杨宾淑要求陈独秀帮助整理其祖父杨鲁承的遗著，陈才最后定居到距县城约20里的偏僻山村鹤山坪石墙院的杨鲁承旧居“杨氏山庄”，直到去世。但他由于与邓仲纯的情谊深厚，又常去邓的医院治病，石墙院可能不通邮或通邮困难，他的晚年通信地址，始终是“黄荆街八十三号”。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他给杨鹏升1939～1941年间的40封信，写的全是这个地址。
陈独秀入川，可以说是受尽颠沛流离之苦，但雪上加霜的事还不断袭来。首先，在邓宅时，他十分尊敬的嗣母谢氏去世，使他无比悲痛。在给友人信中，他说：“弟遭丧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俱废矣。”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甚至表示要遵守“丧制”，以尽孝道：“先母抚我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形式丧制，弟固主短丧，免废人事，然酒食应酬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11]
其次，1940年3月，他尊敬的师长蔡元培去世，使他“禁不住有很深的感触！”在给友人信中说：“弟前在金陵（即南京——引者）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并专门撰文《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12]文章叙述了他与蔡先生的交往和“四十年来社会政治之感触”，精练地概括了蔡元培“令人佩服”的两大精神：一是“大事坚决而又温和”精神：“一般说来，蔡先生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二是“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这“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文章还借题发挥，有力地批驳了流行至今的所谓五四运动“废弃国粹与道德”的无知与毁谤，指出：“凡是一个像样的民族，都有他的文化，或者说他的国粹；在全世界文化洪炉中，合民族有价值的文化，即是可称为国‘粹’的而不是国‘渣’的，都不容易被熔毁……问题是在一民族的文化，是否保存在自己民族手中，若一民族灭亡了，甚至还未灭亡，他的文化即国粹乃由别的民族来保存，那便糟透了，‘保存国粹’之说，在这点是有意义的。如果有人把民族文化离开全世界文化孤独来看待……在保抱残守缺的旗帜之下，闭着眼睛自大排外，拒绝域外学术之输入……”这种“抱着国‘渣’当做国‘粹’”的“国粹家实在太糟了”。关于道德，文章精辟地指出：“人与人相处的社会，法律之外，道德也是一种不可少的维系物，根本否认道德的人无论他属那一阶级，那一党派，都必然是一个邪僻的无耻的小人”；但是，“道德是应该随着时代及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来责人的；道德是要躬行实践，而不是放在口里乱喊的，道德喊声愈高的社会，那社会必然落后，愈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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