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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613)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四川省银行总行省库部收支课工作。一天,我收到中央银行国库局一件支付书,命在江津县代办国库业务的四川省银行办事处付给陈仲甫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这笔钱是由蒋介石汇给陈仲甫的。我想,陈仲甫是陈独秀的号名,一般人都不甚知道,所以我特别注意这笔库款的下落。

  可是过了六七天,仍不见省银行江津办事处寄回陈仲甫的收据。国库局派了一位襄理大员来查问,并催促尽快将这笔钱送交陈收。

  又过了两天,省银行江津办事处回电说:“办事处主任张锦柏亲自去见陈,他还是不收,只好将原支付书退回。”我们当即通知国库局:已将这笔钱原封退回。[24]

  这就说明,原先以蒋介石的名义给陈独秀汇过5000元赠款,确是被陈拒绝了。

  其次,六封信中,1941年3月6日朱致陈独秀信告知资助5000元的信、1942年1月27日朱致陈独秀告知资助8000元的信和同日朱致陈布雷报告8000元将“以弟名义”转送陈独秀的信,三封都还加了“密”字,说明赠送者不愿意让陈和外人知道这两笔资助款的来源。否则,陈若知道是国民党官方或蒋介石所赠,恐不会接受。朱家骅原是五四时期陈独秀在北大的同事,教授德文。这三笔钱,若以其个人名义资助,而且赠送时写的信又极为诚恳,陈却之不恭,才接受了。然而,陈可能不会一点也不知道这些钱的来源,所以收得很勉强,以至表示“盛意诚属过分,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可见陈当时心中的苦涩。

  这种因生活所迫,不得不靠别人近乎“施舍”度日的状况,极大地刺伤了陈独秀的自尊心。

  再次,朱家骅、陈独秀信中所述的赠款数与何之瑜的记录有出入。照顾陈独秀晚年生活的何之瑜在《先生逝世前后用费收支表》(未刊稿)中记载逝世前的医药费收入部分:第一笔就是蒋先生5000元[25],第二笔是朱骝先先生5000元。这就与朱信中的那笔钱对上了,也证明郑学稼、许伯建说的那笔被陈独秀退回去的钱是另外一笔。另外,何之瑜的记录并不齐全,因为杨鹏升的赠款一笔也没有记录,看来有些赠款未经何之瑜之手。

  有人认为,陈独秀晚年得到这些“巨额赠款”,说明他的生活并不贫困。但是,正如上述陈独秀与江津县长罗宗文接触时所说,由于战争环境,物价(特别是米价)飞涨,这些赠款又像打水漂一样飞去了。据时人回忆: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在后方办过23个国立中学,收容敌占区和交战区的流亡学生。当时的国立中学都实行公费制,学生有饭吃,伙食费随米价涨而涨,没有下落过:1939年2~11月,每人每月是6元,可是到1941年8月,涨到了每月133元,大涨22倍。[26]陈独秀在致杨鹏升的信中也有不少记载:1940年10月19日的信中说:“此间米价30余元一斗,每斗60斤……前次欧战中德国危机,乃物资天然不足,今中国人为居半,谷物暴涨则全属人为。封锁讨伐又加奸墨横行,此事无法解决也”;这年12月23日函称:“数月以来,物价飞涨,逾于常规,弟居乡时,每月用二百元,主仆三人每月食米一斗,即价需一百元。今移居城中(即因“山中大寒,盗风又大炽”,临时移居江津城——引者)月用三百元,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三十元之宽裕(其时一斗米价只三元,现在要七十元)。长此下去,实属不了!”1941年9月6日函称:“弟月用三百元(生平所未有,居城中当多一二倍),已觉骇然,兄在成都用度竟多至十倍,倚薪俸为生者,将何以堪!物贵由于币贱米昂,币贱乃自然之理,无法可设;米贵则大半由于人为,挽救之法甚多,政府何不急图之以自救耶!”

  这年11月22日给杨鹏升的信中说:“此时弟居乡亦月需费用六百元,比上半年加一倍。兄竟至多我数倍,如何可支!”而且早在这年1月26日的信中就说过:“物价如此高涨,吾兄每月亏空如此之多,奈何?奈何?”陈独秀为了不再连累朋友的生活,曾产生过“出川”的想法:“黔、湘、桂之生活费用都比川省要少一半”。因此,虽然朱家骅的资助1941年增加到了5000元,1942年又资助了8000元,哪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和医药费的开支。有时亲友接济不上时,不得不靠典当度日。柏文蔚送给他的一件灰鼠皮袍就进了当铺,还卖给房东杨鲁承家一些衣物。最后他与潘兰珍在石墙院的住房,一为卧室,一为书房,房上无天花板,下面是潮湿的泥地,若遇大雨,满屋漏水。

  穷困潦倒的生活,使他的肠胃病和高血压更加恶化。1941年冬,米价大涨,他在向著名佛教大师欧阳竞无借《武荣碑》字帖时,以诗代柬,透露了他那十分清苦的生活:

  贯休入蜀唯瓶钵,卧病山居生事微。

  岁尾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27]

  1922年欧阳竞无在南京成立支那内学院,抗战时流亡到江津重建,此人对书法有很深的造诣,与陈独秀过从甚密。而“贯休”是唐朝一高僧,称禅月大师,善诗,兼工书法。其书人称“姜体”(他姓名姜德隐),自成一派,得到后世许多名家的赞赏。他也曾入蜀,并有诗云:“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表示他老年只有一瓶一钵的清苦。陈独秀写此诗,自比贯休,不仅被疾病折磨,不能亲自上门拜访,而且“生事微”——家用匮乏。快过年了,家家都备足了猪肉和鸡鸭,而我只得向你借《武荣碑》来解解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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