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长陈立夫看了陈著,也赞扬备至,同意出版:“大著小学识字教本 扬古今诸家学说,煞费苦心,阁下己见亦多精辟,自宜付梓,以期普及。”但对《小学识字教本》这个书名,认为“实属程度太高”,要求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45]
陈立夫起的这个书名,自然有点俗气,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而自认为是独创的精品之作、追求高雅的陈独秀却不能接受,回函说:“许林重造说文,意在说经;章太炎造文始意在寻求字原;拙著教本,意在便于训蒙,主旨不同,署名遂异。以其内容高深,不便训蒙者,朋辈中往往有之,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种乃为教师参考而作,儿童课本别有一种。但编排单字三千后,不加诠释,绝无高深之可言,俱见全书,疑虑自解也。”[46]
显然,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意媚俗,有点书生气的执拗。到1942年2月,陈独秀在坚持己意的原则下,退而求其次,致函编译馆负责人陈可忠:“拙稿虽未尽善而创始不易,弟颇自矜贵希望能于足下在馆期间,油印五十份(弟需要二十份,分赠朋友)分寄全国。此时虽有原稿一份副本三份,一旦川中有乱,难免纷失也。区区之意请勿再过虑而忽之。”[47]
对此结局,热情此事的陈可忠也甚为遗憾,为有所弥补,很快遵陈之嘱,把《教本》油印了50册,分赠学术界人士,特别是对“小学”有研究的学者,包括陈独秀的朋友如章太炎、梁实秋、王抚五等。此事由当时寓居四川江津白沙镇的台静农和魏建功主持,使这部珍贵之作得以存留下来。
经过几十个春秋的国共两党封锁、冻结和压迫之后,1971年,梁实秋保存的一部教本油印稿,在台湾首先影印出版并再版。但碍于国民党政治,书名改为《文字新铨》,赵友培题签,梁实秋作前言,却没有“陈独秀”的作者名,陈作的序自然也不用了。此事从政治上考量,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梁先生对此书的出版采取了十分严肃的学者态度。如他在“前言”中所述:“影印本初印五百册,较原稿缩小。其原来模糊之字迹经重描后虽已经清晰,但相形之下,原来清晰因系油印,反而模糊。且其中有若干处亦有因油印及重描而致讹误者。为便利读者经赵友培教授就影印本加以校阅改正,后请李立中先生费十个月时间将全稿重描,使之清晰无误,并决定照原样十六开本再行影印发行。”
20世纪80年代,台湾章太炎后人,把一部《教本》油印本,完璧归赵于陈独秀的外甥吴孟明。1995年,大陆第一次出版《教本》,所据的是已经七十多岁高龄的严学宭教授所抄存的王抚五收藏的那本油印本。而早在13年前的1982年9月,这位在武汉华中理工大学语言研究所任所长的严先生已经为此书的出版写了“前言”,说明:“一九四六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训诂学时,新任校长王星拱(抚五)为仲甫先生挚友,将所藏《小学识字教本》油印稿假我一读,击节讽诵,爱不忍释,当即抄存一份。一九六六年‘扫四旧’时,幸赖故妻张志远度出书寓,未被焚毁。”[48]又说然后因该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该书,把抄存稿交由本研究所工作的刘志成整理校订。刘则说:“严学宭教授交给我一册普普通通的横格笔记本,是他于一九四六年用钢笔抄录的陈氏《小学识字教本》,字迹细小清晰,但讹错较多。”[49]于是他在整理校对过程中,又参照了广西大学沙少海教授处发现的又一本《教本》油印稿,进行校订。但是他竟又发现,无论严的手抄本,还是沙的油印本,“古文字字形均失真过甚,亦有误成他字者,全部查核工具书重新描摹”,并且对他认为“讹错”的地方,大胆地进行“改换”和“删削”。但刘说:“待我花去半年光阴核对整理完毕,稿子竟然莫名其妙地被(理工大出版社)搁置起来。”这时恰逢“清理精神污染运动”,学术界一部分学者为陈独秀冤案平反的正义行为,被作为“史学界的精神污染”受到批评,并且殃及这部纯学术的陈独秀著作的出版。所以一直拖到1995年5月,才改由四川成都的巴蜀书社出版。
《教本》终于在大陆出版,原本是一件大好事,但是由于以上所述校订者在见到沙少海收藏的油印本后还进行了“改换”和“删削”,于是就出现了陈独秀临终时担心的憾事:“学力太差者,不能写”。吴孟明把巴蜀版《教本》与油印本对照后发现,前者“从原书的‘自叙’到全部正文,均有较大数量的改动,刘君在‘后记’中亦说‘改不胜改’……这不是校勘手抄本的问题,而是直接对陈独秀的原著进行大量删改了”;“由于被改动的地方实在太多,从字句的改动,到内容的删减或删改,几乎每页都有。”全书300多页,仅开始10页的改动就达12处之多。“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竟被如此的删削和改动,是很罕见的。”对此,陈独秀的后裔和亲属深表“遗憾和震惊”。
吴先生又说,对比之下,梁实秋对待这本书的出版,确是十分严肃的学者态度。所以,考察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的学术价值,应以台湾的《文字新铨》为文本,所幸的是,梁实秋在临终前叮嘱女儿梁文蔷,要在适当的时候,把陈独秀的这部重要著作,捐赠给大陆著名的博物馆,并说台湾影印出版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署作者陈独秀的名,也未刊陈写的序言想必大家都能谅解。2003年8月,已经移居到美国的梁文蔷亲自把乃父保存的《小学识字教本》和影印本《文字新诠》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样,再加上上海鲁迅博物馆收藏的《教本》油印本,大陆学者要研究陈独秀著的《教本》原件,就比较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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