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西流的另一封信中，他说得更明确尖锐。他说，由于资产阶级有了1871和1917年的经验等原因，“以前我们相信的‘帝国主义大战后失败国将引起革命’这一公式，完全被推翻了，只有迷信公式对历史事变发展闭起眼睛的人们，才会做一九一七的梦，才会说此次大战是上次大战的重演。英法革命既无望，在英法取失败主义，除了帮助希特勒胜利之外，还有甚么？历史不会重演，人为的错误是会重演的。”[56]陈独秀的意思是，不仅十月革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发生，“民主革命”也不可能发生。他在另一封给西流的信中补充说：“在此次大战结果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无实现之可能。”[57]他的理由是：（1）“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有革命局势。最荒谬的是把反动的局势，说成革命局势……我们必须驳斥‘人民愈穷愈革命’的胡说。‘压力愈大反动力也愈大’这一物理现象，虽然也可以应用于社会，而必以被压迫者有足够奋起的动力为条件。”——这个“胡说”和“现象”，恰恰是后来毛泽东思想的核心。（2）“无产阶级的群众，不会在任何时间都倾向革命，尤其是大斗争遭到严重失败之后，或社会经济大恐慌之时。”（3）“无产阶级没有适合于其社会条件的充分数量，没有经济的政治的组织，和别的居民没有甚么大的不同。（经验）使我们不能把现时各国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高，使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没有震动全世界的力量之干涉，此次大战自然不是资本帝国主义之终结，而是它发展到第二阶段之开始，即是由多数帝国主义的国家，兼并成简单的两个对垒的帝国主义的集团之开始。”[58]（4）“各国的革命力量，已为史大林派摧除干净”，特别是“无革命政党”；而“各国的资产阶级有了一八七一和一九一七的经验。”[59]
同时，陈还认为在这次大战中，不应该发动革命：（1）“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国方面采取失败主义，采取以国内的革命战争代替国际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方略，无论口里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2）“战争与革命，只有在趋向进步的国家，是生产力发达的结果，又转而造成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若在衰退的国家，则反而使生产力更加削弱，使国民品格更加堕落——夸诞、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军事独裁化。”[60]
这里的第二条很值得注意。一般说，“在趋向进步的国家”“战争与革命”是不会发生的，只有外来强加的战争是可能的，暴力革命更不可能发生。所以，陈的说法不太正确。但是，“在衰退的国家”中，反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其结果应该如陈自己在抗战初期那样说的是进步的。
唯有一点，他说得无比精辟：“在衰退的国家”中的革命，必然是“以暴易暴”，“反而使生产力更加削弱，使国民品格更加堕落——夸诞、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军事独裁化。”在他看来，无论是“进步的国家”，还是“衰退的国家”，都不需要“战争与革命”，最好的道路是“和平的改革”，或像法美那样，在战争与革命后，逐步由“以暴易暴”走向民主选举。但是，这是有识之士的理性思考和期望，实际的历史过程往往不是这样的。因为实际的历史进程不取决于一部分理性之士的理想主义，而取决于各种政治势力或利益集团角逐的结果。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断出现一些罪恶势力集团一度主宰一国或世界局势的原因之所在。
所以，陈独秀认为，中国抗战只能寄希望于英美等民主阵营的胜利：“在今天——英美和德国两大帝国主义互争全世界奴隶统治权的今天，孤立的民族战争，无论由何阶级领导，不是完全失败，便是更换主人”；[61]“若希望在此次大战中，转帝国主义战争为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战争，那便是全然不靠近事实的幻想了”；“有人甚至梦想战争会引起社会主义革命就快到来，不幸事实幻灭了他们的美梦”；“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62]
但是，上海的托派中央在1940年6月看到陈独秀嘱西流转寄的上述书信时，火冒三丈，“觉得在政治责任上不容许再事沉默”，首先就“战争与革命”问题，作出了“决议”[63]，指出：“DS同志在三封信中所表现的根本思想是：这次世界大战决非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因此，他公开站在民主的英法帝国主义方面，反对革命的‘失败主义’，反对‘以国内战争去转变帝国主义的战争’，而‘认为不但在英法美国内反对战争是反动的，即印度独立运动也是反动的’——这明显地完全承袭了过去史大林‘以民主阵线反对法西斯阵线’之荒诞立场，这在本质上是英法帝国主义的狭隘爱国主义的思想，是普列汉诺夫、格德和亨得曼在第一次大战中所表现的极端可耻的机会主义之再版。这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第四国际对第二次大战的基本立场和策略毫无共同之点。”
然后，正如陈独秀所批判的那样，他们只会背诵托洛茨基的语录，摘引托氏关于这次战争的性质和策略的文字，如“拿民主主义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公式……是欺骗人”，“这次战争是为着重新分割而在不同阵营的帝国主义奴隶间进行的……是过去第一次大战的直接延长”；“战争双方都有一种反动的性质”，“因此，我们找不出半点理由，把一九一四和一九一七年在列宁领导下的工人运动的最优良的代表所苦心制作出来的关于战争的原则，加以改变”；“工人阶级及被压迫民众的真正代表的任务不是帮助某一帝国主义阵营来反对另一阵营”，等等，自夸说托同志的这几段话，[64]“也正是我们自大战开始以来所采取的立场”。然后再次谴责陈独秀对于这次大战的意见是“根本错误的”、“反动的”、“机会主义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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