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家庭及亲属情况如下。
（一）家世：曹仲彬、戴茂林的《王明传》说王明的祖籍是安徽省泾县云岭村。清朝时因家乡闹水灾，其高祖父陈世学和高祖母吕老太无法生计，投奔到金家寨的哥哥家。据陈世总谱记载，陈家第一世始祖叫六六公，原在江西，后来子孙迁到徽州，至宋代陈子举时，“游至泾川，见云岭山水秀丽，土地丰沃，遂在此安家”。如按六六公为第一世，传到陈绍禹这一代，已经是第30代了。[2]
（二）家庭状况：《传记与回忆》说：
绍禹同志1904年旧历四月初九日（公历5月23日）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寨镇一个贫苦的教师和店员家里。[3]当时，金寨是六安县的一个小镇。据云，宋朝时，一位女将带兵抵抗外族入侵，路过此处时，遗下一个金钗，因而此镇原名金钗镇，后来人们把金钗说成了金寨。
金寨地方虽不大，人口不过数千，但位于险要的大别山脉上，是河南省的固始、商城与安徽省的六安三县交界之处。这三县的界碑竖立在绍禹家门口的墙上，故称之为“鸡鸣听两省，狗咬闻三县”的地方。北有清晰的史河。气候温暖，四季分明。大批出口的有竹、木、纸、铁、炭、茶叶六项，其次有中药茯苓，有颜料橡碗，还有猪鬃、羊皮、桐油、羊油等工业原料出口。进口的主要为盐米两项。全镇几乎都在山上，而山的大部被常青的松树、杉树和竹叶装饰着。
……
金寨的生产虽很富，但金寨的绝大多数人民都很穷。绍禹家也不例外。他出生时……父亲的两个弟弟、三个妹妹都还年幼，祖父和父亲两人的收入不能维持八口之家的生活。把九岁的三姑芹香送给人家做童养媳，但是生活还是非常困难。
桂尊秋在《我所知道的陈绍禹》中说：“陈绍禹，字露清，曾化名王明，安徽省金家寨人，个子不高。他出生于一九〇四年，家境贫寒，无田产，其父早年在金家寨小镇开小行店为生。”[4]
（三）曾祖父陈应义，有二子，小儿子陈亨钟，就是王明的祖父。[5]
（四）祖父陈亨钟，号毓亭。《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出生时，祖父“已做了20多年的乡村教师，还兼做扎灯笼的手工工人”。
（五）父亲陈嘉渭，字秉森[6]，号聘之，夏历1877年8月19日生。幼年读过3年私塾。17岁到胡家店铁厂当学徒工。早年在金家寨卖酱醋，稍有积蓄后，与其他两家合伙开了个小店，经营竹木买卖，无田产。《传记与回忆》说：
在绍禹五岁时，为了减轻家庭生活的困难，父亲向他帮工的老板借了一点钱，自己开了个小店。父亲从8岁到12岁在家放猪，12岁到15岁在糕米店做学徒，15岁到32岁做店员。现在他自己想试试看做小生意，以便维持家庭生活。他租了绅士汪朗斋的房子，开起竹木行和做香店（店名叫“陈天庆麒”）来（想学祖父的样子）。这种竹木行是大家公认的无本经营，靠天吃饭的事……没有人买货时，就没有生意了。因此，生活还是很困难……可是房东汪绅士嫌绍禹家来往的人太多，竹木遍地，把绍禹全家都赶走了。不得已又租了陈姓家的房子，绍禹从7岁到21岁完全离开家前，都住在这所房子里。
由于竹木行时常赔本，所以时常靠借债典当维持生活，而放高利贷者经常欺负穷人。尤其困难的是每逢新年时，债主索债逼人。无钱还债的父亲只好躲起来，孩子们出来向要债的人说好话。有时债主的狗腿子要不到钱就动手打人，所以和姐妹们也就和他打起来。也有时孩子们一齐叫喊着把门关上，把要债的人轰走。
绍禹的父亲曾做过第六合作社的主任，为红军采办给养从1932年红四方面军向四川转移后到1936年底西安事变前，曾五次被敌人捕去坐牢，受过严刑拷打，敌人常以活埋杀头等威胁，父亲坚决拒供。由于广大群众营救，得免于死。1947年国共再次分裂，桂系军阀王伯雄驻金寨时，又把绍禹的父亲和大妹（觉民）等捕去，先关在金寨，后关在霍山县监狱里。王伯雄时常大声威胁，叫道：“把那个陈绍禹（王明）的父亲和妹妹拉出来杀掉！”直到全国解放后，父亲和妹妹才被释放出来。刘伟同志是金寨解放后第一个共产党员县长。1949年北京解放后，他给绍禹来信说：“陈老伯情况很困难，实际上靠讨饭生活。现在我们接他住在县政府，他熟悉本地情况，可以帮助工作。”
1950年父亲来到北京，高兴地说：“禹儿，咱们天天盼望共产党胜利，这会可盼到了！”可惜父亲在1957年5月11日去世了！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组织部把他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里。
王明的弟弟甘宁回忆说：家里是穷人，父亲做买卖，先卖酱醋，后与其他两家联合开了“陈农昌”号行店，经营竹木。住的房子是人家的，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垧，全靠小买卖为生，苏区时划为“城市贫民”成分。父亲1931年到霍邱县开顺街转运公司（离金寨30多里），实际是开行店。两年后被保卫局捉回金家寨，关了三个月。释放后，行里生意清淡了，就做酱醋卖。同时，组织上让他组织赤色互济会、反帝大同盟，他任六安六区主席。这都是群众组织，任务是援助红军。群众把鞋子送到他那里，他再送给红军。国民党进占后（1934年），就转入秘密。曾组织群众节盐，并从白区买一部分，送给红军吃和洗伤口。1937年到武汉。后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安排，他与二姐到了新疆，曾任合作社经理。盛世才反动后被捕三个月，放回后林伯渠劝他到延安，他要回家，结果16天后被捕，关了两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才出狱。1951年到北京，1957年5月10日去世，享年80岁，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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