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通常只需要少数特立独行之士，若人人都“屹然当横流”，则社会不复能有相对持续一段时间的“大潮”，一般人也无法随之漂泛。众无所趋，就只有成一片乱象了（只能维持很短一段时间的大潮，如章太炎所说的“因盛雨而成横潦”，转眼即逝，也只会加剧乱象）。实际上，也只有具相当根基和学养者，才可以去求本。若人人求本，而又无学养上的准备，结果只能是本没有求到，枝叶也丢掉了。当然，枝叶的寻求，同样需要相当的根基和具体的学业准备。近代中国之人，讲制造时人人都在讲制造，眼看有了一点做事的气象，为真正的实业打下一点基础，却忽然大家都一转，去谈什么“西政为要”的西学，不复有人再讲制造，那好不容易造成的一点基础也就付之东流了。结果只剩下少数人坚持搞制造，那本应是大多数人求的枝叶，竟然成了少数特立独行之人在做，本末至少在分工上是倒过来了。
所以，与近代中国的激进化相表里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都在一窝蜂似地“寻本”（即使讲制造之时，也是都以为在讲求富强之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倒是还留在那里讲求前次之“本”者，反成了少数特立独行之士了。而一开始大声疾呼不要都去求末而忘了本的另一类少数特立独行之士，也常因更新的“本”又被发现而落在大众之后，旋即成了群众的尾巴。以后的情形大体类似，到民国初年大家都讲究文化时，讲西政又不时兴，这正是北洋政府能屡次停开或废黜国会的思想大语境。而且国会废了也没有几个人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一则大家对北洋本无多少期望，更主要的还是都去寻求“更加根本的”文化，以为把根本解决了，政治也自然会好起来，还是想毕其功于一役。我们看民初痛惜国会不存的几个人，多半是已“落伍”的什么“派”，找不到多少追随者。
这个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读书人的共相。这也反映了从士转化为知识人那一代人在身份转换时的某种困境。士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对于眼前的国是，必须有以因应。知识人则相对要超然一些，对政治可议而不参，也可视而不见，待在象牙塔里完全不议。前者是新文化运动诸人所一意提倡，后者虽被鲁迅视为“新思想中了‘老法子’的计”，但确实是五四之后几年间许多知识人“自己愿意”的。[57]问题在于，读书人在社会意义上从士转化为知识人似乎比其心态的转变要来得彻底。或者说，士与知识人在社会意义上似乎已截然两分，在思想上却仍蝉联而未断离。民初的知识人虽然有意识要起新的社会作用，扮演新型的社会角色，其心态却在无意识中仍传承了士对国是的当下关怀。身已新而心尚旧（有意识要新而无意识仍旧），是民初知识人的许多行为在今人看来充满“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其不全为时人所理解接受的一个根本因素。
胡适也是这样。他的知识人训练使他考虑问题总是从长远着眼，而且有时恐怕是太长远，结果提出的解决方案就不免脱离当下的实际，难为人所理解。胡适在1937年致翁文灏的信中将其注重长远之计的意思说得很明白。他以为像北大这样的国立机关“仍宜继续为国家打长久的算盘，注重国家的基本需要，不必亟亟图谋适应眼前的需要……我们所应提倡的，似仍在社会不注意的纯粹理论科学及领袖人才的方面……无用之用，知之者稀。若吾辈不图，国家将来必蒙其祸”。[58]这话虽是新文化运动后二十年才说的，却与他早年的思想殊无二致。而胡适的士大夫意识又促使他关心眼前的国是，必须对当下的国事做出反应；不只是议政，而且必须要提出解决的办法。且胡适又特别注重青年，不管别人听不听，总要对他们说法。
结果胡适实际上是在同时向至少两方面的人说不同的法，但听众却未必总是了解他每一具体的“法”是在向谁说。当其对某一方面所说的法为别的方面听到时，自然不知其所云何意。且胡适这些“我们”有时说得顺口，或来不及分辨听众时，也常将高级机关应注重的事向大众说法，或反之。由于收发者心态不是同时，视点不相接近，则说者自说自话，听者各取所爱，就发展成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景，未能形成今人所谓的共同思想言说。结果是大众常觉不知其所云，而高级机关如北大倒培养出不少更关心“十字街头”而少注重象牙塔的学生。20年代清华国学院鼎盛时，清华人常以为北大人只会搞运动，真正做学问的人还在清华，不是没有原因的。
在某种程度上，能在许多人求末时提出还有更重要的本，也是社会分工上已不再为四民之首，而在思想上多少还能为社会指方向的民初知识人存在的一项主要社会价值。可是在求本求到文化之时，似乎也难以再进（再进就只有说什么“全盘”一类，连本带末一起讲了）。而且他们即使在务本时，讲的还是破坏多于建设。知识人既然不能为社会指引方向，其存在价值自然就降低，不得不让位给具体做事的边缘知识青年了。胡适与孙中山论“知难行易”还是“知难行也不易”，观点虽对立，但都着眼于“行”的青年，正是“知”与知的载体都已差不多到头，只好让位于“行”和行的载体的一个表征。
这也是民初社会变动的思想语境。本来边缘知识青年因在社会变动中上升的困难，就更迫切需要寄托于一种高远的理想，以成为社会上某种更大的事业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对社会政治等的参与感要比其他许多社会群体更强。白话文的推广既扩大了边缘知识青年的队伍也增强了他们的影响，五四运动更使社会各界注意到学生力量的重要。胡适等新文化人提倡在先，边缘知识青年自觉在后；他们一旦自我觉醒，参与意识更强，就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同时，边缘知识青年自身也要受时代激进趋势的影响，其激进也随时代而进步；而且他们一旦激进起来，其速度又比老师辈更为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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