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石在《王明留学莫斯科》一文中说：在一次党员大会上，抓住大家要读书和反对开检讨会的共同心理，对旅莫支部的指导方针提出严厉批评，与支部负责人叶青进行面对面的交锋。他还提出，共产党员不分国籍，旅居他国的共产党员理应受所在国的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不久，旅莫支部被宣布解散，中山大学学生党组织归属学校所在地莫斯科市一个区委领导。王明因此声誉鹊起。[17]
同月 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召开会议，宣布撤销中山大学旅莫支部，中山大学党组织由莫斯科市中大所在区的区委领导。同时，将中共党员改为苏共候补党员。
孙冶方在《关于中共旅莫支部》中回忆说：“中大的苏联领导人发现旅莫支部的错误后，大概经过向苏共和第三国际请示，就下令解散了。中共党员，不论正式、候补、新的、老的，都成了苏共的候补党员。”[18]
王明1926年12月14日在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说：“一九二六年五月转为正式党员（六月候补期）。”
6月～8月 担任读书室委员会主席。[19]
7月7日 中山大学联共（布）支部局召开会议，一致选举阿戈尔为支部书记，王明等七人组成宣传鼓动委员会，由董亦湘任主席。[20]
7月 中山大学组织学生到列宁格勒参观，王明参观后写《参观列宁格勒》七律一首。
9月初 中大学生公社改选，王明被选为主席。
王明1928年7月30日写给中共代表团主席团苏兆征、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周恩来的信中说：“自1926年九月起至1927年我回国以前止，我当学生公社主席（自十月起即当翻译），这个工作是要抛弃一切学习的。”
王明在《纪念我们的回族烈士马骏同志》中回忆说：“1926年9月初，中大学生公社改选时，我和马骏同志均当选为公社的负责人（我作主席，马骏同志作书记）。”[21]
《传记与回忆》说：“1926年下半年，绍禹当选为中大学生公社主席，回民共产党员马骏同志任公社秘书……学生公社除了管理学生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外，主要的是配合党团组织进行对学生的政治教育。在反国民党右派斗争结束后，接着又公开进行了反托派反拉迪克的斗争。”[22]
江泽民回忆说：“1926年冬，中山大学选举学生公社主席时，由于党务派和教务派的争斗，两派的人都不能当选。王明借机两面讨好，被选为学生公社主席。从此以后，他接触副校长米夫的机会多了，得到米夫的欢心。”[23]
唐有章回忆说：“他（王明）在中山大学时，本来既无任何地位，又无过人表现，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势力了。但由于他当时不属于任何一派，又善于趋奉讨好，以致在1927年3月[24]学生公社因主席马骏同志要回国（后曾任北京市委书记）而改选主席时，当上了学生公社主席。那时公社主席的权力很大，他可以通过俱乐部指导全校学生的文化、娱乐、体育、参观等活动，可以通过班长、室长掌握学生的一切动态，是学校领导的得力助手。王明工于心计，还在拉狄克任中山大学校长时，他就认定当时在该校任教并因研究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而出名的教师米夫一定会走红，于是一头钻到米夫所讲的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的学科里去，因此颇得米夫欢心。后来米夫当上了中山大学副校长，而他也一跃成了学生公社主席，便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更得到米夫的赏识。”[25]
李一凡回忆说：“当‘孙大’学生公社主席马骏同志1927年初决定回国而必须改选时，党务派和教务派各都不肯让对方的人当选；于是，王明便乘时鹊起，两面讨好，左右逢源，爬上了公社主席宝座而‘得其所哉’了。这样一来，他同米夫接触的机会多起来，从而极尽其溜须拍马之能事，终于取得了米夫的信任。”[26]
吴亮平回忆说：“王明在学校拉拉扯扯，搞教条宗派活动，其中有李竹声、沈泽民、盛忠亮[27]、汪盛狄等。他们作风很坏，一方面拉拢俄国人，一方面在中国人中搞小宗派，引起大多数中国学生的反感……王明通过搞教条宗派活动在支委会中起作用。王明上课、回家途中，常看到他们一伙拉拉扯扯，搞小宗派。王明既会拍马，又会吹牛，大家讨厌他，在群众中没有威信，却得到校长米夫的器重。”[28]
汪云生在《二十九个人的历史》中说：“王明的初步成功，固然与他本人的努力有很大关系，但同时却离不开这样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一是争得米夫的重视和支持，一是迎合了当时大多数学生的迫切需要，顺应并领导了中大的潮流。前者是王明走‘上层路线’结出的‘硕果’，后者则是王明走‘群众路线’的结晶。”[29]
9月 为了尽快地培养出一批通晓俄语、能做翻译工作的人才，中山大学从中国学生中挑选了十多个人，另组一个俄文班，直接用俄语讲课，王明和李培之、庄东晓、俞秀松、董亦湘、刘少文等都被选入。[30]
由于俄语和列宁主义课学得好，王明很快得到副校长米夫的赏识。与王明同桌的庄东晓回忆说：“这个班的课程不多，仅有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世界革命史四科，每科都配有专门教师，教学法是先由主讲教师定出学习提纲，指定必读书籍参考书籍及有关辅助材料，在课堂上教师作了概括的简单引言之后，学生自己分头去准备，定期集中讨论，讨论结束，由教师归纳作结论。在学习进行中，王明〈在〉对政治经济，联共党史，世界革命史的讨论时，很少发言，甚至一言不发。但每逢列宁主义课进行讨论时，则经常是第一个首先发言，而且发言时紧张得两颊青筋暴露，口水四溅，以致坐在他侧边的同学（座位是固定的）也要受口水的光顾，于是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为什么他对其他课那样冷淡，独对列宁主义课如此积极，是否出于兴趣问题？日子一久，人们就觉察出来，原来列宁主义课是米夫主讲的，米夫是莫斯科中大校长，在校长面前自我表现表现吧了。果然，‘克劳白夫’（王明）这个名字，很快就留在米夫的脑子里。每到小组讨论，发生了意见分歧，争执不休时，米夫就指名叫克劳白夫说说自己的看法。于是王明就受宠若惊，机会难得，站起来滔滔不断的［地］大放厥词，从而‘克劳白夫’便以‘有天才’的学生的形象深深留在米夫的印象里。王明也自认为是米夫门下的高才生，傲视一切，学校墙报上署名‘绍禹’的文章更多起来，在同学中也常听到王明的高谈阔论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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