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 23岁
1月1日 米夫在《共产国际》第1期发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一文，认为“从中国革命在当前历史阶段的国内发展趋向来看，这个革命只能是，而且不可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必须参加革命政府”。在“帝国主义和‘政治动荡’的时代，存在着苏联的时代，要求中国无产阶级组织力量，发动进攻，不仅‘自下而上’；而且要‘自上而下’地采取坚决行动”。米夫的观点对王明有直接影响。王明在以后的文章中对此作了重述。
年初 加入苏联共产党。[35]
2月初 奉命随米夫率领的“联邦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来中国。[36]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参加的是“联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帮助中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工作组”，2月初由莫斯科动身，先到海参崴，然后乘船到中国。参加这个工作组的有八位苏联人和四位中国人，中国同志是陈绍禹、阎骏钟、潘家辰、刘国璋。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1.帮助中共中央出版日报（为此带去五万美元作开办费）；2.办工农干部政治军事训练班，时间为三至六个月，人数为三至五千人，作扩军及领导农民武装和土地改革的骨干。
庄东晓回忆说：“根据分工，配备了四个翻译，潘克鲁（潘家辰）给米夫做翻译，搞党的材料，刘少文搞工会的，王明搞团的，我随米夫的爱人搞妇女的。临行前，我突患猩红热。马上隔离，住院就医，临时由一男同志代替。王明一心要找接近米夫的机会，他以为给米夫做翻译就好了。但分配给米夫做翻译的是潘克鲁，于是潘克鲁就成了他的障碍物，必须把这一障碍物搬掉，在米夫面前不是说潘翻译有问题，就是说潘挂念爱人，无心工作。终于私愿得偿，从此天天跟在米夫的后边，大献殷勤，及从中国回到莫斯科，米夫便倚为左右手，终于成了米夫言听计从的座上客，在米夫的家里也挂起了王明的相片来。”[37]
3月中旬 随米夫乘苏联船由海参崴经苏联开辟的特殊航线绕道抵广东。在海上，写了《海洋绕道行》七律一首：
革命心雄藐险危，海洋绕道一船飞。
不因风浪迷趋向，自有磁针辨旨归。
封帝勾连狼狈恶，中苏联合海山摧。
烟波浩渺无涯际，遥见广东笼翠微。[38]
3月20日左右 到广州，在广州工作了十多天。[39]
3月21日 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取得第三次起义的胜利，王明在广州写《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胜利》诗一首，诗曰：
上海工人真英勇，武装起义告成功。
劳工运动声威大，革命风云变幻中。
已往千年换朝代，而今一切靠工农。
自从共党出生日，中国风光大不同。[40]
4月9日 离广州前往上海。[41]
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开始屠杀共产党人。
4月14日 到达上海，历经艰险。
《传记与回忆》说：“工作组本来决定步行经江西到武汉去，以便沿路看看农村情况。但四月初，接上海苏联总领事馆电说，时局可能有变化，广州不能久住，应早日到武汉去。同时，广东省委书记木青同志和北伐军后方留守主任孙本文同志都说广州情况不稳。”于是，工作组“四月九日离广州，四月十四日到上海，所以工作组还不知道‘四一二’政变”。因苏联船不能靠岸，停在了杨树浦的江中，米夫让四位中国同志先上岸，于是他们只好坐小划子上了岸。潘家辰提出应到市政府去找罗亦农，哪知在英租界被巡捕查问了三次。在市政府旁边的小旅馆住下后，绍禹买来当天的报纸，这才知道情况已大变！四人急忙把每人带的一大箱俄文书籍和他们在苏联学习的笔记等，都塞在旅馆内的大柜里，雇了人力车到另一个旅馆，然后马上又换旅馆。刚到第五个旅馆，就听到楼下有人查问，于是每人只把钱带在身上，从旅馆后门逃走了。在英租界四马路一个小旅馆住下后，绍禹给他那位在沪江中学教书的四叔打电话，四叔来后把上海工人三次起义和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情况都说了一遍，并出去给四人买了中国衣帽衬衫和箱子鞋袜等，化了装。
4月18日 离开上海，乘英国船前往汉口。米夫等也同船前往。在离九江五六十里的地方，同船的李立三、郑超麟、潘家辰等唱起《国际歌》来，结果英国船长要把船开回上海，致使船在九江停了五个钟头。[42]
4月22日 到达汉口俄租界的苏联同志招待所。
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详细叙述了王明等人在汉口的活动情况：
到汉口后，米夫带着绍禹去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各负责同志。见到陈独秀时，米夫把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共办日报和办干部训练班，并告诉陈带来五万美金作开办费。那知陈独秀说：“我们现在忙得很，没有功夫搞这个玩意儿！”米夫又向他解释了为什么要办和具体办法，但陈独秀坚决不同意。
原定训练班收三千到五千人，培养从班级到连级的干部，准备成立三个军（15万人，由叶挺等各兼一个军的军长，实则是作组织工农红军的打算，真正地武装工农）。准备由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广东等省抽调觉悟的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来受训。受训后，一部分派到军队去做干部，另一部分派到农村去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训练班应收百分之七十五的工人农民和百分之廿五的青年学生。陈独秀不同意这个成分，他主张收百分之廿五的工人农民，百分之七十五的青年学生。争了许久，最后达成协议是：工农占百分之五十，学生占百分之五十。陈独秀派张秋人去找房子，但直到武汉撤退前，他们仍未找到房子，实则是陈独秀不愿意办这样的训练班！米夫和绍禹见到蔡和森同志（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时，把办训练班的意见和他谈了，蔡很赞成，但他说，他做不了主。蔡又说：中央宣传部只有他和尹宽（宣传科长）二人，而尹还时常不来办公。另外有个材料科（有陈伯达、朱自牧等三人）。蔡决定叫绍禹做中央宣传部秘书，叫米夫兼中央宣传部的宣传科长，出版科他指定任卓宣担任，但任始终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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