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禹说话时，弄堂里站的人听得鸦雀无声。而反对派为首的人也只好声明他们不是有意要反对支部局，只是不满意支部局的一些工作方法，可能有不对的地方等等。
会后青年团支书波尔赛娃对米夫、沈泽民和党的支书别尔曼说：“哥鲁别夫（即绍禹）真是个有头脑的人！他一下子就从原则问题开始，不是打中了他们的眉毛，而是打中了他们的眼睛。一个月来，我们和他们争论，互相打击，但基本上我们站在防守的地位。而我们愈防守，他们就愈向我们进攻。在哥鲁别夫讲话后，他们立即退却了。我请哥鲁别夫同志明天到共青团支部局会上讲话。”别尔曼说：“这样好，要考虑一下我们应如何继续作。我想以后这样办：1.哥鲁别夫（绍禹）写两篇文章，一是解释什么是旅莫支部；二是解释什么是第二条路线；2.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3.召开党团支部大会。”
1928年 24岁
1月初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墙报上发表《反对第二条路线》。[86]
1月13日 写《旅莫支部面面观》。[87]
孟庆树根据王明的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说：“绍禹同志当时是联共中大支部局的宣传委员，又是最早的反‘旅莫支部’的积极分子之一。所以联共中大支部局决定要他写一篇论文，名为‘旅莫支部面面观’。这篇论文曾发表在中大墙报上，从各方面揭露了所谓‘旅莫支部’的真相，打破了托洛茨基派和陈独秀派分子的各种造谣侮蔑。”[88]
文章分引言、旅莫支部的理论与实际、孙东两大[89]反旅莫支部的经过、旅莫支部的错误实质、旅莫支部的社会基础、中共工作中的旅莫支部式的现象、旅莫支部的命运、孙大及中共现在还有没有旅莫支部余孽、反对旅莫支部与效法旅莫支部、结论等十个部分。
文章在“引言”中说，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因为旅莫支部这一问题，不仅过去很重要，还因为“效法（主观的或客观的）旅莫支部和反对旅莫支部这一问题，一定还要继续成为莫斯科的中东两大及中共全党的同志们的各种党内斗争的主要斗争之一！因此，使每个同志都能尽力去营救和尽量去了解旅莫支部这一问题的各方面，成为目前的工作任务之一主要部门”。文章说旅莫支部的实质“是反国际性的组织”，其“教育原则是建立在唯心论基础上”的，“社会基础是小资产阶级……特别是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与手工业者的小资产阶级”，旅莫支部在1926年5月就“连根带蒂的铲除了”，“从组织上讲，无论在中共，在孙东两大，旅莫支部这个东西，都完全没有了，但是从旅莫支部性的活动上，无论在莫斯科或中国多多少少地都还有”。
1月 米夫通知王明参加中共六大的准备工作。
《传记与回忆》说：“1928年一月初，米夫通知绍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次大会，要绍禹抽出时间，参加两部分工作：一部分是翻译和帮助起草文件，另一部分是帮助国际交通局的工作。为了使大会时间不太长，而得到结果，国际东方书记处决定把一些重要问题先准备好，写成重要草案：政治决议草案由国际东方书记负责起草，组织工作决议由别尔曼和另一苏联同志负责起草，宣传工作要绍禹和中大的党史教员诺林二人起草，关于红军和军事问题，由苏联军事委员会第四局帮助起草，还有苏维埃问题、土地农民问题由沃林和跃尔克起草。这些草案大都由绍禹译成中文。（政治、农民问题在准备期间未写完，大会期间才写成，绍禹也参加了翻译工作。）”
初春 于莫斯科郊区写《初春（接我党六大代表百余人来莫开会即景随感）》，诗曰：
野旷春来早，林深雪化迟。
经多松柏健，挺立吐新枝。[90]
春 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开展反对“江浙同乡会”的斗争，王明在其中推波助澜。
关于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说法不一。师哲说是“发生于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上半年之间”。[91]陈修良说是1928年初，她说：“1928年初的‘中大’内不又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件。有人谣传学校内部有一个大规模组织——江浙同乡会。并说是以董亦湘、俞秀松、周达明、孙冶方等为首的。支部局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便乘机把他们作为‘靶子’来打击，制造了一个反革命的假案。”[92]江泽民说是1928年春，他说：“米夫和王明在改组了中山大学的支部局之后，原来被称为教务派的一些学生，同广大学生一起反对他们的倒行逆施。王明一伙为消除这些学生在群众中的影响，进而威吓支持他们的广大学生，又把他们称为教务派残余，并编造罪名，诬陷他们组织封建性团体——江浙同乡会。”[93]此处兼采陈修良和江泽民的说法。
关于“江浙同乡会”事件的来源，一种说法是来自孙冶方请客和王长熙的一句话。当事人孙冶方回忆说：“在我们同期毕业的同学中，除了回国工作的以外，大部分升到别的学校学习，极少数的人留校工作，我和云泽（乌兰夫）同志以及一个后来成为托派分子的綦树功被派到东方大学当翻译。继续学习的学生只发给津贴，有些到军校学习的，按红军士兵待遇，津贴特别少。我们做翻译工作的拿工资，有近百卢布，生活较好，因此在暑假开学前，有几个去初级军校的同学提出，在星期天敲我的竹杠，叫我买肉买菜做中国饭吃。这天，除约好的几位军校的同学外，董亦湘也来了，军事学校的陈君礼、左权同志也来了，挤了一屋子的人，把同房间的乌兰夫同志都挤了出去。正在我们热热闹闹地做饭时，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任王长熙从窗外经过，听到里面说话的都是江浙人，因此回校后同别人讲起，某些人聚集在某人房间呱啦呱啦讲得很热闹，像开‘江浙同乡会’似的（其实，陈君礼、左权两同志是湖南人）。这话传到中大支部局中国同志那里，便添油加醋，说成是董亦湘等在我房里成立了‘江浙同乡会’。”[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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