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说法是“江浙同乡会”来自蒋经国的一封信。最早揭发“江浙同乡会”问题的王长熙1928年8月12日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说：1927年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野营结束后，由孙逸仙大学毕业派到各军事学校的中国同志，完全住在炮科学校第五连。蒋经国离开莫斯科三四天的光景，就给朱茂榛、周策、尤赤、胡世杰、郭景惇、陈启科、刘仁寿、黄中美、刘移山等人一封信，这封信信封上写的是朱茂臻，但由于当时朱茂臻不在，岳少文就代收了。他很希望知道这批同志到校的情形，因之不等收信人回家便拆阅了，看到信中写的大意如下：“我们的组织应该行动起来，虽然你们现在还没有得着薪水，但是我们的章程第一条就是按月缴纳会金，所以你们无论如何应该设法征收会费等。”岳少文看见我们同志中发生这种小组织，非常奇怪的。他就把这封信给其他两个人看了，他们看着党内发生这种不容许的东西，非常惊慌，不知如何处置，又不敢把信隐藏，亦不敢把信交给党部。到岳少文离开炮科学校的夜晚，我送他们走的时候，他才告诉我，我又很慎重地问了其他几个人，他们都说是有这封信以后，“我才转告党部”。“自从有几位同志看着他们有这种小组织的行动以后，转相告诉，当时留在炮科学校的各军校未走的同志们，很多都知道了，都留意他们的行动。但是这部分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行动泄露了，所以仍然常常举行他们的秘密会议”。[95]师哲也回忆说：“事情起因于蒋经国等人。蒋经国原在中山大学念书，那里的江浙同学比较多，相互间关系也比较密切，大家常把每月发的津贴费凑起来，十天半月到中国饭馆吃顿饭。1927年10月，苏联从中山大学、东方大学抽调了一部分同志到陆军大学（在莫斯科）、军政大学（在列宁格勒）等军事院校学习。蒋经国同肖劲光、李卓然、曾涌泉等一齐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学习。这时，蒋经国享受红军军官的待遇，每月领津贴费约七、八十元。留在中山大学的江浙同乡们给他写信，开玩笑说：你的会费还没有交，意思是向他要钱，也就是要他请客。蒋经国寄信时也戏称是交会费。这些信不知落到了什么人的手里，便传出他们在搞小组织活动，组织‘江浙同乡会’。”[96]
杨尚昆在回忆中则说两个原因都有，他说：“‘江浙同乡会’是王明为了排除异己而捏造出来的。中大的江浙籍同学，出于同乡情谊，常在一起吃中国餐。一次，在东方大学当翻译的孙冶方，约请董亦湘、俞秀松等老乡在家里聚餐，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是开江浙同乡会。无独有偶，蒋经国转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学院后，月津贴增加了，俞秀松、董亦湘等老乡写信要他做点‘贡献’，戏称‘缴会费’。事情传到中大的支部局，王明便诬陷这是一个秘密的政治派别组织，不但莫斯科有，列宁格勒也有，头头是原教务派的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重要成员有蒋经国、左权、朱务善等，而‘工人反对派’被认为是受‘江浙同乡会’指使的群众。他企图一石三鸟，这样来打击所谓的‘第二条路线’联盟。米夫请格别乌派人参加调查。结果，‘只发现一些微不足道的证据’。王明不肯罢休。这时，中共中央派向忠发、李震瀛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届代表大会。米夫和王明就请向忠发到中大来作报告。”[97]
杨放之在回忆中说，王明等人捏造“江浙同乡会”的罪名，就是为了打击教务派。他说：“一九二六年中大反对教务派的斗争中，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这些资格比较老的同志，是参加中山大学教务处帮助工作的。当时俞秀松等虽是学生，但他们是比较有经验的老党员，苏共人员创办中山大学，也要依靠中国同志，吸收中国学生帮助工作。俞秀松等在教务处工作中，帮助制定教学方针、实施教学方案、购置中文图书等等，得到教务处主任阿郭（古）尔的信任。但由于阿郭尔与中大副校长米夫有矛盾，米夫极力排斥阿郭尔，这就势必形成王明与俞秀松等同志的对立。王明也看不起这些老一辈的同志，王明的俄语学得快，深得副校长米夫的欣赏。为了打击教务派，王明等人捏造罪名，于是出现了‘江浙同乡会’。”[98]
陈修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中也回忆说：“江浙同乡会问题为什么闹得这样凶，其原因是王明宗派小集团想通过这一件事，打击俞秀松一派人，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同时，取悦于联共中央，表示对肃反的积极，以求提拔为高级干部。至于他们又为什么恨俞秀松这些人呢，那正因为他们是中共的老干部，在中国同志中间颇有威信，俞秀松还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呢。这种‘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手法，虽然巧妙，骗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但经不起实践的考验，当问题揭穿后，很不得人心。”[99]
吴亮平回忆说，王明打击俞秀松等人，是因为俞秀松等人对他不满。他说：“学校中不满意王明的人很多。一般有两部分人。一种是比较老的同志，像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对王明那种吹牛拍马的资产阶级作风不满意。这部分人在学生中有影响。另一种是比较年轻的同志，如左权、陈启科和我，也对王明的资产阶级作风很反感。”王明为了打击这些对他不满的人，就“假造江浙同乡会案件，把一些浙江、江苏籍的同学，甚至其他省籍的同学，诬为江浙同乡会成员。那时大家批评总支的工作，批评王明，王明却把这说成是反总支的斗争，胡说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都是这一斗争的组织者，说他们是江浙同乡会的头头”。[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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