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明杰在1928年8月31日致中国共产党参加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的全体同志的信中也说：“迁延到这么长久，使同志相互的怀疑、猜想、倾陷、挑拨，不断地发展和增加，这样继续下去，将达到什么地步！……据向忠发同志的报告说得怎样严重，如说要枪毙他们的首领等等；如沈泽民、陈绍禹同志向同志们中的宣传说他们的组织怎样严密，他们的人数如何之多，如中山大学有一百余人，而炮兵学校、东方大学、列宁格拉（勒）到处都有他们的组织。忽而同乡会，忽而储金互助会，捕风捉影，弄得风雨满城，许多同志犯了嫌疑不能参加一切学习和工作，许多同志犯了嫌疑开除党籍和遣派回国。”他还说：“在莫斯科的同志，他如果头上被人加上了‘幌子’［‘帽子’］，如什么主义，或什么倾向……特别是犯了江浙同乡会的嫌疑的同志，他根本就失丢了大部分的政治生命，可说是没有工作的可能！这是多么的严重而可怕呀！”[177]
9月26日 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教员班、研究生和研究员问题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研究员、研究生和教员班的组成，确定王明等七人为研究所的研究生。[178]
10月 在一次做翻译时晕倒。
《传记与回忆》说：1928年10月某日，绍禹因过度疲劳，不能工作，躺在自己床上休息。可是中共代表团的余飞坚持要王明去做翻译，结果“翻了不多时，即头晕不能支持下去了”。米夫和秋白来问时，绍禹“想把情况讲明，还未说完，已晕倒了”。“经医生看过，证明是由于过度疲劳，心脏衰弱，第一次出现心脏神经症。”
秋末 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开展反“先锋主义”、“工人反对派”和“第二条路线”的斗争。
关于反“第二条路线”，庄东晓说是从1929年初开始的。她说：1929年初，联共中央发起了反“布哈林右派反党联盟”运动，王明一派立即在支部中布置行动，发动“反右倾路线”的斗争。这个时期，盛忠亮身为支部局的秘书，暗通“格别乌”，起了极坏的作用。他们名为反“第二条路线”斗争，实则是为整掉一批人，包括肉体的消灭。这真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支部局的目的是利用米夫的权势，打击一批不听话的同学。谁对支部局有不满的意见，必将指为“反党”或者戴上其他帽子，最普遍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顶时髦帽子。乱戴帽子的结果，引起同学们普遍的不满，所以支部局派到后来只剩下少数人。[179]
但多数人认为反“第二条路线”是从这年秋末开始的。
对于这场斗争的起因，庄东晓回忆说：由于制造“江浙同乡会”冤案不得人心，“于是米夫一伙又利用权力再制造更为广泛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以打击一大批同学，并拉拢一大批人作为帮凶，攻击中共代表团，为夺取中国党的领导权，作好思想与组织的准备”。另外还因为“王明经常以‘领导人’自居，来参加‘中大’的大会（师生员工大会等），发表长篇大论，手捧经典著作，言必称马列主义，引经据典，以未来的‘中国列宁’的姿态出现在‘中大’同学的眼前，使人厌恶，于是逐渐形成‘反支部局’的一派。王明为首的支部局派则申言，从中国去的同学因为中国大革命失败，情绪消极、思想‘右倾’，又是什么背后有中共代表团支持，有俞秀松一派的策动，结成联合战线实行反党，进行‘第二条路线’斗争，等等”。[180]
孙耀文《风雨五载》一书分析说：在大多数同学对陈绍禹宗派的做法非常不满的情况下，这个宗派为了保持对中山大学的控制，就采用高压手段，制造新的政治帽子，硬扣到反对者头上。这样，在中山大学便新造出了所谓“先锋主义派”和“工人反对派”，等等。同时，陈绍禹一伙又诬指它们同托洛茨基派（“托派”已被联共（布）斥为“敌人”，这时已成为一顶十分吓人的危险帽子）紧密勾结，联合起来反对支部局、反对支部局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并照搬斯大林的提法，说它们执行“反党”的“第二条路线”（即机会主义路线）。陈绍禹宗派由此又把这些并不真正存在的“派”一起称为“第二条路线联盟”，并实施了“各个击破”的策略，最先下手打击的是“先锋主义派”。所谓“先锋主义”，本是中国国内共青团中存在过的一种脱离共产党的领导，甚至与党组织闹对立的错误倾向。但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共青团员中并没有谁提出过这种“先锋主义”，无非是有些团员对校内浓厚的宗派主义，对控制党支部局的陈绍禹宗派的恶劣作风有所不满而已，在校内团员中影响还不大。陈绍禹宗派为了压制不同意见，打击敢于反对他们宗派活动的人，就给他们扣上“先锋主义”帽子。[181]
有的著作说反“先锋主义”是从1928年初开始的，当时中山大学少共支部局中的一些人对支部局的工作不满，其代表人物是少共支部局宣传部长西门宗华及高承烈、林其涛等人。支部局以无视党的领导为名，给他们扣上了“先锋主义”的帽子，并重新改组少共支部。[182]但据制造“先锋主义”这顶帽子的盛岳说，这场斗争主要是在“秋末”，他说：“反第二条路线斗争刚一开始，中大有许多共青团员就表示支持第二条路线。中大共青团支部办公室的某些负责人，甚至公开鼓吹同党支部办公室对着干。在这些共青团领导人中，数西门宗华调子最高，但高承烈、林其涛等人都毫不掩饰。他们使用和第二条路线其他追随者使用的同样中伤语言来批评支部局。”“在1928年举行的党员大会上，我作了主要的发言，批判了西门—高小集团。我把他的路线定性为‘先锋主义’。因为他坚持要党支部局改变路线，公开无视党的领导，在那以后，他们就以‘先锋主义者’闻名，而且变成第二条路线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削弱这个第二条路线联盟，学校当局根据党支部局的建议，从一九二八年十月开始，把最调皮捣蛋的第二条路线同盟成员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高承烈和林其涛等都被送到了西伯利亚。其他人如西门宗华则在第二年送回中国。”[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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