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传记与回忆》。
[23] 江泽民：《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92页。
[24] 此处记忆有误，那时王明已随米夫回到中国。
[25] 唐有章：《革命与流放》，第29～30页。
[26] 《回忆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革命史资料》第19辑，第90页。
[27] 后改名盛岳。
[28] 《吴亮平谈俞秀松和王明、康生斗争的情况》，《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集，第216～217页。
[29] 汪云生：《二十九个人的历史》，第29页。
[30] 庄东晓：《记忆中的瞿秋白同志》，《广东文史资料》第29辑，第25页。
[31] 庄东晓：《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广东文史资料》第33辑，第68页。
[32] 《回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王明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18辑，第47页。
[33]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37～238页。
[34]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79页。
[35] 《传记与回忆》。
[36] 王明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自己“1927.1～7，在广州、上海、武汉，作俄文翻译”。但他1928年7月30日写给中共代表团主席团苏兆征、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周恩来的信中说：“1927年二月我即同联邦共产党中央代表团米夫等到中国。”
[37] 《记忆中的瞿秋白同志》，《广东文史资料》第29辑，第26～27页。
[3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51页。
[39] 《传记与回忆》。
[4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52页。
[41] 《传记与回忆》。
[42] 《传记与回忆》。
[43] 《传记与回忆》。
[4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53页。
[45]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自己“5月～6月兼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1950年填的简历表亦说自己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宋侃夫说王明这时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见曹仲彬等《访问宋侃夫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64页。对照王明简历，说他担任过秘书长的说法不确。
[46] 王明：《中共半世纪》，第105～106页。
[47] 即谢德尼可夫。
[48] 《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91页。
[49] 《杨尚昆回忆录》，第27页。
[50]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11～212页。
[51] 施巨流：《王明问题研究》，第11～12页。
[52] 袁溥之：《往事历历》，《广东党史资料》第3辑，第152页。
[53] 原名江克明。
[54] 《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91页。
[55]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12页。
[56] 《记忆中的瞿秋白》，《广东文史资料》第29辑。
[57] 《杨尚昆回忆录》，第27～28页。
[58] 袁溥之：《往事历历》，《广东党史资料》第3辑，第153页。
[59] 《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60] 指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刘鸣先、恽雨棠、曾子瑜、李佩泽、张东晓。
[61] 《传记与回忆》。
[62] 《中共半世纪》，第108页。
[63] 《吴亮平谈俞秀松和王明、康生斗争的情况》，《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第216页。
[64] 张仲实：《二十年代赴莫斯科留学的回忆》，《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10期。
[65] 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载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55页；曹仲彬、戴茂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第102～103页；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40～241页。
[66] 程中原：《张闻天传（修订版）》，第75～76页。
[6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54页。
[68] 据塔斯社1988年8月4日报道，苏联最高法院决定对30年代的4起重大错案平反，其中包括1936年8月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共联合中心”案，认定“4个组织都不存在，对它们的指控毫无根据”，决定取消原判，为4个案件涉及的所有人恢复名誉。
[69] 《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94～195页。
[70] 《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百年潮》2001年第8期。
[71]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21页。
[72] 袁溥之：《往事历历》，《广东党史资料》第3辑，第153～154页。
[73]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14～215页。
[74] 即郭绍棠，下同。
[75] 《吴亮平谈俞秀松和王明、康生斗争的情况》，《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集，第216～217页。
[76]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115页。
[77] 施巨流：《王明问题研究》，第12页。
[78] 此处回忆不确，王明去莫斯科前是武昌商科大学的学生。
[79]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陈修良文集》，第243页。
[80] 孟庆树整理《传记与回忆》附录Ⅴ《孟庆树的简历》。这份简历中还说：她1929年秋回上海，先在中央机要处工作，从这年冬开始在上海做职工运动，主要在东、西、南等区委和工会工作，曾任区委和工会的妇女部长、宣传部长。从1930年夏到冬，曾三次被捕。1930年冬到1931年冬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部长、中央巡视员等工作。1931年底又到苏联，曾在国际列宁学校高级班学习，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7年冬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书记和妇女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共女代表之一。1938年秋回延安，从这时起到1942年秋是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常委。1939～1941年任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政治处主任，1941年秋做过抗日军政大学女生队政治委员。1945年春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1947～1948年参加土改工作。从1948年冬到1950年冬是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1950～1955年是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据佟英明1988年3月17日采访甘宁的记录，其父孟宪洲“文革”中被从北京送回老家，又揪回北京扫地，又赶回老家，气不过，自杀身亡。其弟孟庆渊（孟侃），曾在延安财政处、第七机械工业部等单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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