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对斯大林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认为“第三时期”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增长，帝国主义的内部和外部基本矛盾迅速加剧，从而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导致大规模的阶级冲突，导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的革命高潮发展，导致殖民地伟大的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时期”。强调“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各国共产党的主要危险”，“在各殖民地的共产党中也必须加强反右倾的斗争”。[48]对这种错误的“第三时期”理论，王明长期把它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提出和宣传了许多“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
7月27日 调到中共沪东区委宣传部。[49]
离开沪西区时，写了一首《从头学起有得》的诗：
见空就投飞似箭，背人即贴快如风，
莫言此道学无用，手足机灵耳目聪。[50]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回忆说：“我当时是江苏省委书记，经常到上海各区委参加会议，见到他参加过沪东区委会。一次区委在讨论支部工作，谈到有些党员不缴纳党费时，我说：党员应该缴纳党费，要进行教育。他写了个条子给我，说党员不但要缴党费，还要做工作。我没有理他，因为我谈的只是缴党费问题，没有谈别的。”[51]
7月30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联合发出《致留苏联全体中国同志书》，说：“很诚恳的号召全体在苏联的同志，学习正确的理论，研究中国实际的环境，求得专门的工作能力。”并肃清“一切个人的纠纷，有意气的成见，派别小组织的倾向，反对派和国民党的残余”。[52]
7月31日 在沪东韬朋路码头工人席棚住区召开八一示威动员大会。因为会场外有人把风放哨，会议能够大胆举行，开得很热烈，群众情绪很高，口号声、掌声响个不停。会议决定8月1日在白渡桥举行示威。会后，他写了3首七绝《韬朋路上》以记之。[53]
夏 桂尊秋与大哥桂尊夏到上海看望王明。桂尊秋回忆说：“到上海后，我大哥带我去一个秘密机关，在这里见到了陈绍禹，他们正在打麻将。他给别人使个眼色，然后进来与我们谈话，后又与我大哥单独谈话……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54]
8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发出《关于中共在职工会里工作问题的决议》，说“中国工人运动底新高潮是正在增长起来”。因此，“共产党员在工人群众组织里的工作，首先就是工会里的工作——在独立的赤色工会，以及在国民党（政府）工会和黄色（‘左派’国民党）工会里的工作——必须立刻实行一个转变”；“中国共产党现在应该用一切方法，去发展赤色工会，使赤色工会变成真正的群众组织”，并“使赤色工会公开起来”，“就是用改换名称而突然擅自公开起来的方法也好”。[55]对这种“左”倾的冒险主张，王明积极地进行了宣传和贯彻。
同月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任弼时和王明谈话，指出他在对富农政策上的“左”倾观点和非组织的活动。当时王明承认：不经过党的组织直接向共产国际有关个人报告中国党的情况“是不对的”，但这是莫斯科有关的人要求他做的，并且答应今后“避免”这样做。[56]
9月1日 撰写《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以韶玉的名字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0期上。1929年5月东北当局借口苏联在中东路“宣传赤化”，派兵包围、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并派兵到中苏边界，后来又强占中东路全线。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拥护苏联”、“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陈独秀于7月28日以“撒翁”的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批评中共中央关于中东路的宣传策略脱离群众，并易为国民党利用，易为群众所误解。中共中央公开写信，认为陈独秀反对“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根本上离开了无产阶级观点。8月5日，陈独秀又给中共中央写信。中共中央又公开复信，批评陈独秀的观点。8月11日，陈独秀第三次给中共中央写信，指责中央以“警察政策”对待同志。王明的文章说陈独秀对战争缺乏阶级观点，是对中东路引起的战争的性质没有正确认识，是从共产主义者堕落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其根源是机会主义的继续和发展，并一再宣传“拥护苏联”的主张，说：“在中国反动政府公开的进攻苏联的情况下，‘武装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不是一般的宣传口号，而是随着事变发展的过程而变成现实行动的口号的，只有‘变反苏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中国无产阶级才能尽其国际的阶级的和历史的作用与任务。”
《写作要目》说：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为拥护中共中央提出的‘反对国民党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反对陈独秀提出的‘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口号”。
9月前后 撰写《为啥个米贵了？——中共沪东区委为要求加米贴告沪东工人书》的传单。
《写作要目》说：“当时作者任沪东区党委宣传部长，写了许多告工人传单，而这个传单有一个故事，所以记得。这个传单是用上海方言和完全口语写的，内容是号召工人为米贵要求增加米贴，并说明米贵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结果等。当时区委书记游无魂坚决反对这个传单，认为从来没有见过用方言和口语写告工人书的。争论数次不决，以后王明提议他俩一路把传单拿到文化程度较高的英商电车公司支部和老怡和的厂支部去征求意见，工人同志看了说：‘这传单识字的一看就懂，不识字的一听就懂。’然后才用区委名义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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