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实回忆说：“在清党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小组开会，对本组每个党员一个个进行揭发（凡对此人有意见的，都可到会揭发），搞‘人人过关’。所有的党员都被揭发完后，清党委员会既不核对事实，也不进行调查研究，便根据所揭发的问题，作出结论，认为某人是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就宣布开除党籍或予以警告处分。例如我所在翻译班有个陈定远（俄文名叫苏威托夫），他的老婆（俄罗斯人）在清党小组会上揭发说陈打了她，最后清委会就宣布开除陈的党籍。所以‘清党’的方法十分简单粗暴。”“‘中大’在这次清党运动中，开除或给予处分的达数百人之多。”[78]
吴福海回忆说：运动中，他们“随意给人扣上‘地主’、‘富农’、‘阶级异己分子’或‘流氓无产阶级’等帽子。他们召开斗争会，事先组织好发言，在会上进行‘揭发’，实际上是对过去不同意支部局领导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同时，他们采取拉拢的一手，拉不过去就再打。他们曾拉拢过我，我没有理睬他们。最后到组织处理阶段，由于我反对过他们，加上打过博古一拳，于是就被宣布为‘流氓无产者’，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在那些日子里，人心惶惶，有一个学生因参加托派，感到走投无路，就吊死在宿舍的铁床架子上。过了几天校内有几个同学不知下落，有人说是被格伯乌抓去了，我所在初级班中有一个同学也失踪了。”[79]他还说：“‘清党’时很多人被处分，估计一半还多。”[80]
杨尚昆回忆说：“清党的第二阶段是停课搞人人过关。由柏烈仁坐镇，中国学生逐个地在大会上‘过筛子’，从个人历史讲到现实斗争中的立场，不会俄文的有人翻译。讲完后，台下200多党员都可以向你提意见，揭发，追问，和‘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斗争会差不多，只是没有弯腰、低头和‘喷气式’，直到没有人提意见了，就算pass。提意见和通过的关键，是看你是不是紧靠学校支部局。紧靠的，就保护你过关；半靠的，特别是不靠的，就揪住不放，进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是拥护支部局的，清党委员会对我的结论是：出身不好，但基本立场正确，派回国内做实际工作。清团的工作和清党同时进行，如法炮制。结果，全校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学员被扣上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右派等政治帽子，有的开除党团籍，有的送到工厂农村劳动改造，还逮捕了30多名‘主要分子’。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被送到工厂劳改，陆定一的爱人唐义贞，沈泽民的侄女沈莲春，我的爱人李伯钊都被开除团籍。这些‘结论’，成为王明上台后推行宗派主义干部路线的重要依据。”“中大停课清党，先后闹了100多天。1930年秋，清党结束。中大宣布停办。”[81]
江泽民回忆说：“开始清党以后，王明一伙控制的支部局借机对并非托派而只是反对他们倒行逆施的广大党团员，极尽望风捕影、栽赃诬陷之能事，并协同格勃乌机关，对他们无情迫害，残酷镇压。”“王明一伙不但在校内大小会上盘问追查反对过他们的学生，还协同格勃乌机关提审逼供被捕的学生。例如盛忠亮就作为格勃乌的助理审讯员，参加过审讯。全校顿时被一片恐怖气氛所笼罩。被捕的学生中，有好多人，如唐有章、李一凡、张崇德、赵一凡、沈良等同志同托派毫无联系，也未幸免。一些同学的生活作风上的问题，都成为王明一伙打击迫害的口实。”“历时几个月的清党，一大批根本不是托派的学生，遭到逮捕、流放、处分，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据说有一二百人。那些人后来得以生还回国的为数不多。还有更多的人被遣送回国，或派往远东‘工作’，或送进工厂‘改造’。王明一伙在中山大学的倒行逆施，确实令人发指，使很多人终生难忘。”[82]
陈修良回忆说：“一九二九年冬，联共进行清党运动，‘中大’看来是重点。派来一个清党委员会，主席是一个老党员、老将军。清党一开始，学校的功课几乎全停止，日日夜夜战斗在会场上，展开了一场生死的搏斗。王明一伙得意忘形，他们身任要职，动员一切力量，包括‘格柏乌’机关，以暴风骤雨的方式大规模进行镇压，开除了一批党团员，给许多人戴上了各种帽子。这恐怕只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才能与其相比吧。”[83]“‘十天大会’以后，受处分、被开除的在一半以上。”[84]
毛齐华回忆说：“中大‘清党’的时候，反对学校和支部局领导的那一派中，多数人并不是托派，对这一点领导上也是清楚的。但是清党过程中，却没有认真注意作好群众中的思想工作，只是片面地从组织上追查你对学校和支部局领导的态度，在学校两派斗争中的表现，以及家庭的阶级出身，本人成份等。这样，就在尚未正式清党审查之前，实际上对每一个人都早已有了一个主观的看法和固定的轮廓。有了这样一个框框，在清党过程中，对参加或支持反支部局那一派的人，审查和处理就特别严格。”[85]
这次“清党”，造成严重的后果。陆定一回忆说：“凡是反对支部局的，除了少数几个工人以外，都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团籍，开除学籍，送到西伯利亚作苦工等处分。”[86]杨树亚回忆说：“被处分的至少二百人。”[87]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年谱》说：“清党原为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1929年4月决定，矛头所向为布哈林‘右倾’集团。劳动大学的清党则与拥护支部局和反对支部局的斗争相纠缠，而这一斗争又同大学领导与中共代表团部分领导同志的矛盾相交织。党员之是否拥护支部局成为其能否通过清党的重要标准。这次劳大清党的结果，三百多名党员中有一百多名被开除，一半以上受到各种不同的处分；六十多团员中则有二十多名被开除，五分之四以上受到各种不同处分。”[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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