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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683)

  11月20日 在《红旗》报第55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第二次太平洋劳动会议的总结》和《反对派还是反动派?》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报道了8月1日在海参崴召开的第二次太平洋劳动会议。在叙述会议背景时再一次说到战争危险的迫近,说进攻苏联的战争,借中东路问题在“正式爆发中”,从“大西洋到太平洋都布满了帝国主义大战的战云”。在后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不是“反对派”,而是“反动派”。文章把苏联的做法神圣化,说“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唯一形式”。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王明还以情淑的笔名发表《收回租界的两种方式》,以膺时的笔名发表《“建设与民意不能兼顾”!?》。

  11月23日 在《红旗》报第56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两个策略与两个政纲》。说在中国革命中有两个政纲,一是六大提出的十大要求,一是陈独秀、彭述之提出的四大要求。和两个政纲相联系,有两个策略:党的策略“以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心,陈独秀等人的策略“以召开国民会议”为中心。在概括两个政纲时,把六大政纲说成反资产阶级与反帝反封建并列,即“以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余孽,反资产阶级,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使中国革命不仅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使之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王明还以慕石的笔名发表《党的主要实际政治危险,究竟是什么?》。文章反复强调党的“目前主要实际政治危险是右倾思想”,“取消主义及一切右倾思想是目前党的主要政治危险”。文章列举了许多右倾表现,如“对于武装暴动的根本观念的认识模糊”,“对于武装暴动的实际意义的了解欠缺”,“对于武装暴动的必要技术的准备忽略”,“党团员军事化、武装工作的实施工作……还未正式开始”,“在党和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中,都很少进行武装暴动经常的宣传工作,对夺取和分裂敌人武装的工作也作得不充分”。这对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王明还以情淑的笔名发表《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以膺时的笔名发表《反军阀战争周与广暴二周年纪念》。

  11月27日 在《红旗》报第57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论陈独秀》一文。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王明的文章报道了这一决定,并试图论证“革命的陈独秀变成了反革命的陈独秀”的原因,说“陈独秀自始至终是个自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现在已“成了无产阶级及整个中国革命的叛徒,成了一个只起反动作用的工具!”

  11月30日 在《红旗》报第58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3篇文章。

  《以革命联合回答反革命联合》一文说:国民党军阀借中东路问题武装进攻苏联遭到失败后,发表了《国民党政府告友邦书》,“公开声请各帝国主义国家出兵帮忙”。“国际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在进攻苏联问题上,结成一个庞大的反革命大联合。”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以“武装拥护苏联和反对瓜分中国”,“变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使各国资本家地主的政府塌台”。中国应“以工农兵联合的武装暴动,消灭正在进行着的军阀战争,消灭国民党的统治,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这就是“武装拥护苏联和反对瓜分中国的实际行动!”此文还刊载于《烈火》第2卷第1期。[99]

  《第三次暴动与“第四次暴动”》一文说,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暴动,“还要干个第四次暴动”。“国际的与中国的革命形势,都使工农兵武装暴动的任务日益迫近”,“反对进攻苏联和反对军阀战争的目前两大革命任务,只有中国工农兵武装大暴动才能完成”。文章要求在广州暴动2周年纪念日12月11日和反军阀战争周(12月9~15日)举行政治总示威,以作为“伟大的暴动的预演”。不顾时间、地点、条件的普遍号召总示威,就为冒险行动提供了依据。

  《调和倾向与调和派》一文说:“在整个共产国际反右倾的斗争中,在中国共产党反取消派……的斗争中,都同时严重的指出要反对调和派。”“调和派是懦怯的机会主义者,调和倾向走向公开机会主义的倾向。”所以,对调和派和调和倾向,是须随时随地留意与之斗争的。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王明还以膺时的笔名发表《取消派的政纲快要实现了!——召集国民会议》、《伟大英勇的青岛工人》两篇文章。

  12月4日 在《红旗》报第59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2篇文章。

  《“西北问题解决”后》一文说: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的战争,各牺牲了几万人,因为“冯系军阀得了蒋系军阀的一两千万元收买费,收兵回陕”,这并没有真正使“西北问题解决”。文章认为冯玉祥和蒋介石毫无区别,“冯系军阀及改组派,都与蒋系军阀及其他一切军阀一样是工农群众的仇敌。苏联及中国共产党决不会对他们有任何的‘勾结’、‘联络’”。

  《哈尔滨群众反日拥俄大示威的意义》一文,把11月9日哈尔滨群众反日拥俄大示威说成是“东三省群众运动正式发动的主要信号”,这次示威“表示出群众已走向直接与统治阶级武装冲突的形势”。此文还刊载于《烈火》第2卷第1期。[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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