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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690)

  5月17日 在《红旗》报第102期上以韶玉的名字发表《为什么不组织雇农工会?》一文的前半部分,第103、104期连续登载后半部分,认为很多地方不组织雇农工会,是“农民意识——尤其是富农意识作怪”,强调不与“中小商人”、“小业主”建立统一战线。[131]

  5月23日 在《劳动》第32期上以兆雨、玉、石的笔名分别发表4篇文章。

  第一篇《上海水电工人同盟罢工胜利的意义与教训》。王明为鼓励工人继续蛮干,把这次罢工说成取得了“伟大胜利”。而且说“政治罢工的胜败,不能仅从直接条件的有否收获为鉴评”。

  第二篇《怎样准备五卅工作?》,不是要人们怎样注意斗争策略,而是强调“组织全国的总政治罢工与总政治示威”。如果仅仅组织了政治罢工,“不能将广大罢工群众调动到街上示威”,或者“仅能零星地调动群众到示威地点”,都“不能算”完成任务。

  第三篇《一个笑里藏刀的危险口号》,主要揭露改组派、青年党提出的“同情罢工,加紧反共”口号,指出这个口号“不仅是分离工人群众与工人政党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且是加紧压迫罢工加紧屠杀工人的指令!”

  第四篇《国际劳工局与国民党》。文章说:国际联盟之下的专门压迫欺骗工人阶级的国际劳工局,要在南京上海设立办事处,其目的是“就近帮助中外资本家欺骗中国工人”。文章在论述当时的形势时说,“中国革命的浪潮又汹涌澎湃起来了,农民,兵士,学生的革命运动都普遍发展起来了,红军,游击队,苏维埃赤化了半个南中国。不仅国民党的统治快要垮台,帝国主义的命运也快告终”。

  5月27日 在《红旗》报第105期上以韶玉的名字发表《上海水电工人同盟罢工的胜利》。

  文章说能实现这次罢工,是“革命高潮的有力信号”,这一罢工取得胜利,是“革命高潮的具体象征”。[132]

  5月 除任《劳动》三日刊编辑外,还兼任上海英商电汽车罢工委员会委员,编辑《罢工每日快报》。[133]

  《传记与回忆》说:“虽然快报每日只出一张约三千来字,但编写都只有绍禹一人。他只有夜间三时以后,才有时间编写这个快报,因为他日间还要编写全总的《劳动》三日刊和处理一些其他日常工作——尤其是每天都要给罢工委员会找新的开会地址——为了安全不能不如此。找好后,还得通知项英、罗迈等。所以每夜三时左右,才能到全总的油印科去,就在那里才能开始编写罢工快报。所以一行一行的写稿,油印科的同志(当时也只有迅雷一人)就跟着一行一行的刻在蜡纸上。他刻完立即印好,并在每日早七时左右送给工人的罢工委员会。这个快报的内容,除报道英商电车工人自己的消息外,还尽可能报道一些国内外的主要消息特别是注意宣传苏联和中国的红军与苏区情况。”后来在工人复工问题上,王明也出了好主意,因而得到项英的好评。

  《写作要目》说:《每日罢工快报》是“小型油印日报,上海英商电车工人红五月大罢工以后印行,5~6月初全为绍禹编写,作者当时为罢工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同月 米夫向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作出的决议案,指责瞿秋白等人在处理中山大学学生纠纷问题上的严重错误。

  杨尚昆回忆说:“1930年5月,米夫向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作出的决议案,声称:李剑如、余笃三已‘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团须担负‘部分责任’,‘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派的活动’,政治委员会‘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并请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这是对瞿秋白等三人下逐客令。他们被迫来中大作检讨。为什么决议案没有点其他两位代表团成员张国焘和王若飞的名呢?原来,张国焘向米夫低头了,他在《申明书》中诬陷瞿秋白‘拉帮结派’,甚至把驻少共国际的代表陆定一也拉在一起,说他们都是反共产国际的。张国焘搞了这一手,共产国际就信任他了。王若飞那时被诬为有‘托派嫌疑’,正在列宁学院受‘清党’的考验。后来,共产国际要中共代表团统统回国。”[134]

  同月 开始反对起李立三的观点。据《李立三自述》说:

  早在5月间我的文章发表以后,陈绍禹同志就已经开始批评其中的错误,并几次找项英同志交换意见(项英同志此时领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工作,陈绍禹也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虽然项英同志在政治局开会时讲到过这个意见,但我非但不接受,而且认为他(陈绍禹)的意见是“危险的机会主义倾向”,开始和他作斗争。6月间,秦邦宪、何子述、王稼祥等同志回国,看到政治局6月1 1日决议时,马上声明这是错误的决议,尤其是在有关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上错误更大。他们和陈绍禹一道立即开始斗争,反对这一决议。这时何子述在中央组织部,王稼祥在中央宣传部,秦邦宪在《布尔塞维克》杂志编辑部。他们在中央机关干部中进行解释工作,找很多同志谈话,并在各种会议上发言批评6月11日决议的错误。大部分中央同志受我的影响,不相信他们,认为这种批评是“反党行为”,但是,这些同志决不后退,继续反对这个决议和政治局的方针。[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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