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者说，共产国际之所以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不满，除了三中全会没有指出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共产国际信任的陈绍禹等人，六届三中全会没有重用，而六届三中全会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又是共产国际不信任的瞿秋白。因此，共产国际不仅要把李立三赶下台，而且借口‘反对三中全会调和路线’，把瞿秋白赶下台，以便扶植陈绍禹上台，保证‘国际路线’的贯彻执行”。[204]
还有的学者说：“共产国际这样做，并不是要纠正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而是要反对‘右倾’，以便为彻底贯彻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扫清道路。”“所谓‘调和主义’只是一种借口，问题的表象。实际上，共产国际在批判所谓‘调和主义’错误时，却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共领导人的人事安排上。直至把王明推上台取代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的瞿秋白才算了事。这就充分表明了所谓反‘调和主义’的实质就是以王明取代瞿秋白。”[205]
同月 劝李初梨写检讨，并同意到苏区去。
李初梨回忆说：“10月的一天，我在省委秘书处发牢骚：立三路线从头到尾都错了，为什么不是路线错误？李维汉知道了，把我撤了职。王明闻讯后来看我，劝我赶快写检讨，埋怨我不该这么干。这是中央已决定王明、博古、王稼祥、张闻天到苏区去。他们也同意了，准备去苏区。”[206]
同月 作《秋夜观星》诗一首，赞美他和孟庆树的结合。[207]
秋 由于留苏学习的中国学生多数回国参加革命工作，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宣布停办。此后到苏联留学的中共党员和革命青年多数到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大学等院校，其人数已远不如前，留学的方式也多是分散地派遣或个别前往。[208]
有的人认为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之所以停办，与1929年的“清党”是分不开的。李一凡即回忆说：
至于“中大”，也因这场斗争而被取消；所有尚在学校的学生全被遣散。李剑如、余笃三、郭秉元、郭妙根和还有好些工农同志，由于克拉笑吉姬·伊万诺夫娜·基尔三诺娃[209]同志……的坚决力争，被转到了列宁学院。其余的，大都被分别遣送到苏联各边远地区，或外蒙与新疆。能回祖国内地的，多是王明一伙的“自己人”，如果是“异己分子”而能回到国内，则多方受到排斥、刁难、打击，如对柳圃青、李小妹等。被送到远东的周达明［文］和王长熙，后来被格贝屋打成“日本特务”而被枪决；方洛舟和刘希吾死在新西伯利亚市狱中。被送到新疆的俞秀松和董亦湘，由于王明（从延安返苏途经新疆时）的出卖被盛世才杀害。被送到外蒙的一个外号“张和尚”的，当他从外蒙返回莫斯科时带回所赢得的鉴定之后，据基尔三诺娃同志告诉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从没任何人曾经得到过，简直像俄罗斯谚语说的“纯洁如雪”，可王明和康生硬是拒绝了他的回国请求，以致他的头发在几天里全白了。此外，还有好些老党员如方维夏、江浩、钱介磐、李国轩、李仁一……被送往何处，至今下落不明，大概早已物故了。
王明的反党宗派活动给吾党所造成的损失与危害，撇开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一切不谈，即已有如此者，言之痛恨罔极！[210]
11月13日 沈泽民携带国际十月来信抵达上海，他先会见了陈绍禹、秦邦宪等，使陈等先了解到来信内容。[211]
于是，王明立即改变了对六届三中全会表示拥护的态度，也不肯到苏区去工作。他把消息到处传播，造成党内严重的思想混乱。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报告中说：“一九三○年十月共产国际来信，说中央不对，是调和路线。王明他们就闹起来了。”[212]
同王明在一起工作的李初梨回忆说：“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王明、博古等去中央苏区。王明就离开省委宣传部，搬到斗鸡桥。国际来信以后，他们就不去苏区了。”[213]黄理文也证实说：“我碰着王明、博古、陈昌浩，还有一人，在兆丰公园开秘密会议，研究不去苏区问题。这事是当时博古向我讲的。”[214]
但李初梨说给王明传达信息的不是沈泽民，而是陈昌浩和王盛荣。他回忆说：“过了不多天，王明又来找我，兴奋地说：现在可以干了，从莫斯科回来两个人，她们是少共国际派回来的，少共国际支持我们。我问他：开除我们党籍怎么办？他胸有成竹地说：少共国际给你恢复。抗日战争时才知道这两个人是陈昌浩和王盛荣。”[215]
一份题为《关于王明同志的几件历史事实》的材料说：十月底我到上海，他就谈他那时反对立三路线、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这一套，并说秋白同志非常宗派，因为他们提出意见，就撤销他们的工作，他已写信报告国际云云。这份材料还说：他们的确是有组织的宗派活动。有一天晚上，王明带我去他家里看他那篇文章（即立三路线的理论与实际），当我去不久，即看到沈泽民、博古，好像还有王稼祥都去了。当时他们谈的是沈泽民所报告的中央对他们活动的动态，商量如何继续斗争，等等。后来我又去过一次，他们也在商量关于宣传部开会反对他们的问题。[216]
同日[217] 以陈韶玉的名字和秦邦宪联合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说：“李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和国际路线不能并容的”。信中虽然也说“三中全会有重大的意义”，但中心内容是指责三中全会犯了一系列错误。例如关于敌人进攻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问题，不仅中央政治局作了“错误的分析，而且三中全会决议上竟将国际的正确路线，能够冲破敌人‘围剿’的和实行革命进攻的正确的策略和办法，作了机会主义的曲解和修改”；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三中全会“不依照”国际平分一切土地的指示，“还是继续着过去李立三路线的错误，这路线实际上反映着富农的要求，他的结果必然会妨碍土地革命的彻底进行”；在组织上，不加紧赤色工会的组织——特别是雇工工会。三中全会决议“忘了”国际指示中关于“确立阶级工会之自由”这极重要的一点，这是代表着“李立三的机会主义路线”；在经济政策上，三中全会将无产阶级在工农民主专政时应有的正确的经济政策代之以一般的承认自由贸易为原则的政策，“这在客观上反映着富农和投机商人的要求”；在群众工作上，不曾指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之间暂时的不平衡，对于过去无条件地发动地方暴动士兵暴动，忽略和放弃农民群众日常斗争等错误，没有加以严重的打击和纠正。并说：“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过去立三同志为领导的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三中全会的最大的缺点就在对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没有充分的揭露其机会主义的实质，没有使全党同志了解过去领导的差误而实行迅速的转变”。他们向中央建议：“请中央以自我批评的精神，马上用正式的文件，指正这些错误，号召全党坚决执行国际的正确路线”，“要求中央和过去立三同志的路线要明白地分开”，“并且迅速的纠正目前的各种策略上分析上的错误”。[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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