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题为《关于王明同志的几件历史事实》的材料说：小孟同王明结婚，我记的是在四马路云南路的一个小旅馆里，他们结婚后即去江苏省委工作了。[234]
同日 作《结永伴》诗记其结婚事，诗曰：
出狱两天便结婚，双心结合胜千军。
三年多少悲欢剧，银汉女郎不可分。[235]
11月27日 由陈原道、陈绍禹、秦邦宪组成的“临时小组”作出决定，全文如下：
我们在讨论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236]、〈中共〉三中全会决议、11月16日共产国际来信[237]和25日中央政治局决议[238]之后，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1.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是唯一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小组完全同意这一路线。
2.过去在李立三领导下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反列宁主义的路线。三中全会没有对它进行布尔什维克式的无情打击。相反，三中全会怯懦地采取了机会主义的、“市侩式的”和妥协的方针，而且还支持这种路线。把共产国际路线和李立三路线混为一谈，并认为李立三路线是协同一致的——这就明显证明，三中全会是在口头上有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路线，同时它在继续坚持李立三路线。三中全会本身还以种种借口从原则上和策略上以及许多重要问题（如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相互关系、革命的不平衡性、关于土地革命、关于中国革命的前景等问题）上歪曲共产国际的路线，并且继续坚持中央过去在李立三领导下执行的路线。
3.三中全会后，政治局在对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进攻红军问题的分析上，又重复了“吉德”（？）[239]式的分析。在实践中没有带来任何变化。李立三路线在领导机关中仍然很有势力。政治局11月25日决议只是耍外交手腕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在试图使人们的注意力离开关于路线问题的原则性分歧。这表明，他们仍不愿意放弃李立三路线，不愿意坚决按照共产国际的路线进行工作。
4.因此，我们认为，党中央领导已经垮台，他们不能保证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为了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工作：
（1）我们应该把那些坚决支持李立三路线的不肯悔改的机会主义分子驱逐出（中央、各局、省委）领导机关。
（2）我们应该在党的报刊上向中央过去的路线（李立三路线）开火。在秘密工作环境允许的范围内，我们应该站在共产国际的路线上开展广泛的自我批评和加强两条战线的斗争。
（3）我们应该把那些在与李立三路线和其他错误倾向的斗争中表现坚定的同志推举和吸收到领导机关中来。
（4）我们认为，中央不重视同志们的政治性意见，不答复我们的声明，这是不能容忍的。本小组对这种态度表示抗议。
（5）至于一般政治性意见和其他问题，我们将向中央和共产国际递交另一个声明。[240]
11月底 抛出题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
王明在《几点必要的声明》中说：“这本小册子是在三中全会决议发出后，利用那时立三同志停止了我的一切工作的空闲时间来写成的”，知道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后，又加以修改、补充，“差不多费了半个月时间写成的，当写的时候，多半是写一点被同志们拿去看一点”。完稿后“只匆促的抄过三份，但是曾经过几十个积极反立三路线的同志们看过的，有许多地方也曾经因看的同志的批评或建议而加以补正过的”。[241]
《写作要目》说：这本小册子原名《两条路线》，后改名为《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1930年写后，手稿在部分同志中传看过，1931年初由中共中央印发小册子，此文已收入1932年出版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内。内容为根据国际路线与批判李立三路线的理论与实际，其中包括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问题等。毛泽东对这问题的基本观点有很多与李立三路线是相同的”。
小册子共分引言、李立三路线底理论与实际、结论三大部分。在“李立三路线底理论与实际”中，又分为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底根本问题、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长沙事变与立三路线的破产、三中全会与调和态度、三中全会后维它[242]同志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等六个部分。
在这本小册子中，他以比李立三更“左”的立场反对李立三的错误，以比反“立三路线”更坚决的态度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及以后的中央。他在中国社会性质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在阶级关系上，夸大现阶段中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作用；在革命性质上，夸大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意义。他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进攻路线，认为“直接革命形势”即将在包括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发生；在反对错误倾向问题上，极力强调当时党内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他在批判李立三的部分将要结束时，写了一段概括的话：“据上所说，我们可以看出以李立三为领导的中国党中央政治局一部分的领导同志在这一时期的错误，绝不是简单的‘个别的策略的错误’，而是整个的总的政治路线的错误。从工作方式方法起，到策略问题和原则问题止，没有一个问题不错，而且这些错误相互间是有一贯的密切的联系，错误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是产生于错误的组织任务和策略任务，错误的策略任务和组织工作，是产生于错误的政治路线，错误的政治路线是产生于错误的时局政治分析和估计，现在时局的错误估计，是产生于对中国革命根本问题（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领导权、革命前途、政权等等）的错误了解；革命根本问题的错误了解是产生于对世界政治经济系统（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性质的不正确了解和认识。”[243]王明就是按照这个体系，批评李立三“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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