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远东局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提议，分正式常委和候补常委，正式的仍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担任，候补的可考虑王明、陈郁、张国焘三人。但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王明是否应当马上回中央工作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王明应当回中央做候补常委工作，而多数认为王明仍应负责江南省委一个时期，等有合适人选再考虑回中央。最后，会议通过了向忠发的提议，正式常委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候补常委为陈郁、卢福坦、徐锡根。[309]
1月12日 中共江南省委常委召开会议，传达并讨论了中央政治局1月10日会议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意见而提出的江南省委常委人选名单的意见，决定省委常委由王明、王克全、陈云等九人组成。[310]
1月13日 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密使的身份在上海英租界沪西花园洋房内，召集不同意王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二三十名干部开会。他说：“王明是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最高的布尔塞维克”，是“反立三路线最卓越的战士”，是“最优秀的党的领导”，还说他是百分之百能够执行国际路线的，你们信任他，就是信任共产国际。国际指示是绝对正确的，四中全会就是体现国际路线的。米夫宣布：反四中全会便是反国际，你们都应该受处分。
在此前后 与米夫找陈郁等人谈话，并开会斗争陈郁。
周焱等著《陈郁传》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陈郁等立即起草了《海总党团呈中央的声明书》，反对四中全会的决议，建议“重新召开一次会议，解决当前政治任务提出的实际问题”。于是，米夫和王明亲自出面找陈郁谈话。米夫说：“我们以为你已从错误的道路上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了，又考虑到你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所以提升你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想到你却走得更远了，公然对共产国际承认的中国党中央举起了反叛的旗帜！你这种反党、反国际的行为必须立即停止！”王明帮腔说：“很明显，反‘四中全会’就是反对国际！你为人坦率性急，容易受人煽动，希望悬崖勒马，收回错误《声明书》！”陈郁说：“向党申明自己的立场是党允许的。我不认为《声明书》有什么错误！我建议政治局讨论我们《声明书》！”米夫说：“你那个错误的东西，根本不值得讨论！你要赶快检查自己的错误！”昏头昏脑的向忠发也在旁边帮腔，他用总书记的口吻说：“老陈！你们那个《声明书》字字都是错的，如果都学你们的样子，那不都反了吗？你要从党的利益出发，向党中央写一个‘悔过书’，让其组织吸取你们的教训！”陈郁愤然地说：“我检讨书都不写，还写‘悔过书’？我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如果认为我错了，再上报共产国际，怎样处分我都接受！”米夫、王明等人碰了钉子，本想开除陈郁党籍，但怕激怒了广大海员，并考虑罗章龙等人正在积极活动组织“非常委会”，因此不敢贸然处分陈郁。[311]
书中还说：在一次由王明亲自主持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会议上，王明貌似谦逊地要新组成的党团成员对当前如何开展工人运动发表意见。这时的“全总”党团除陈郁等少数原任成员外，绝大多数已是王明提拔起来的“斗争干部”。他们以王明的意见为意见，一开场就“请绍禹同志作指示”。王明却叫陈郁先讲。陈郁心直口快。马上就把曾在“海总”党团会议上议论过的主张讲了出来。他说：现在白区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基层，先恢复党、团、工会的正常工作，把公开机构与秘密机构分开，把非法斗争和合法斗争结合起来，要在努力发展红色工会的同时，伺机打入黄色工会，壮大我们的力量。我们要从关心工人群众的实际利益着手，解除他们对我们的恐惧。现在需要的是到工人群众中去做艰苦的工作，不能在旅馆里靠交通员来指挥……王明一拍桌子，大声说：“谁住在旅馆指挥？你是想让党中央暴露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吗？”原来，陈郁无意中的一句话却戳着了王明的痛处。那时，许多党组织遭到了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在共产党叛徒的带领下到处搜捕共产党人。身任中央领导并兼任江苏省委书记的王明，天天胆战心惊，根本不敢到群众中去，也不敢住在党的秘密机关。他不惜花费党的得来不易的大量经费，住进了一家外国人办的豪华医院。为了更加安全，他竟包了整整一层楼，由秘书、警卫人员戒备森严地住在那里，让康生等人替他传递消息，发布“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命令。他今天是在经过最严密的布置后，在向忠发亲自陪同下“冒险”来到这里的。陈郁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却并不知王明住在何处，而且在发言中也没有责备任何人的意思。王明本来就对他不放心，听他这么讲，以为他是指桑骂槐，所以先从这句话开始“回击”。当然，更重要的是陈郁的政治主张同王明格格不入。王明虽然感到了白色恐怖的真实存在，他躲在豪华的洋人医院不敢出来就是明证，但他却“坚信革命的高潮已不可避免地到来了”。他说：“陈郁的观点，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是‘立三’路线和‘调和路线’的典型观点，他根本没有从反对‘四中全会’的反党立场上转变过来，他的《声明书》是欺骗党的、欺骗国际的文件，就是在这个骗人的文件中，也充满了许多荒谬的、许多为自己开脱的论点。战斗的布尔什维克，必须同陈郁的反国际、反党的立场划清界限！”他还在最后作结论时说：“陈郁事件暴露了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不纯！正如列宁主义的党中央一再指出的那样，必须彻底改造各级党的领导，要用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忠于国际的斗争干部，代替仍然窃据着领导岗位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对他们不能仁慈，不能存丝毫幻想。陈郁事件就是一个极好的教训。我们必须在工会系统以及各级党组织、根据地全力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调和主义路线的斗争，把那些悲观失望、在敌人面前畏首畏尾的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出党。在日本帝国主义即将进攻苏联的情况下，我们绝不能象陈郁那样提出取消‘拥护苏联’的口号；在红军即将击溃国民党主力、攻占大城市的时候，我们绝不能象陈郁那样提出取消‘拥护红军’的口号！在全国革命总发动就在眼前、全国苏维埃即将诞生的时候，我们绝不能象陈郁那样，提出取消‘建立苏维埃’的口号！相反，我们要更高地举起国际路线的旗帜，不惜一切代价，包括个人的生命，使这些口号马上变成现实！我们要不断组织进攻，不停顿地打击敌人，直到胜利！让一切机会主义分子在已夺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布尔什维克面前哀泣吧！”他口若悬河，越说越激昂。当他一拳打在桌上结束自己的“结论”时，向忠发用浓重的汉口话附和说：“绍禹同志讲得好，我完全同意，陈郁要在三天内写出检讨。”第二天，陈郁感到不好在上海工作，于是提出到苏联学习，这正中王明等人的下怀。当周恩来一提出来，王明马上同意。向忠发还说：“他还未就‘陈郁事件’写检讨呢？”王明说：“不必检讨了。叫他去吧！他不提出来，我还想派他去呢！他留在国内有害无益，他那些蛊惑性的观点，会涣散工会系统的斗争意志，他在工会系统有一定影响，又不能马上开除他，叫他马上去，越快越好！他到了苏联再不改正错误，我们另有办法！”陈郁后来在《自传》中写道：“‘四中全会’后，我与王明等人讨论工人运动时，王明骂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后来，到了莫斯科也是这样。”在周恩来心里，陈郁出国是“留学”，而在王明等人心中，把陈郁送出国不过是“流放”而已。[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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