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追随何孟雄的人中有一些是文化人，这是薄弱环节。省委要派人大力加强工作，对他们进行分化工作，并了解他们的动态。王明指定省委宣传部去进行这项工作，并要宣传部负责人直接向他汇报。[317]
同日 在王明加紧迫害，打击持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一部分反对王明掌权的干部在东方旅社（一说是中山旅社）开会，商量对策。由于叛徒唐虞告密，参加会的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欧阳立安、冯铿、柔石、殷夫、胡也频等人，被租界巡捕房逮捕，不久即遇难。
有的人在回忆和文章中说，王明等人虽然事先得到了有关情况，但他却不去通知何孟雄等人，致使这些同志全部被捕。例如刘晓回忆说：
记得有一次省委会议上，王明以紧张的口气提到：国民党特务已在东方旅社住下，随时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还一再声称何等人情况复杂，活动暴露，有可能遭到敌人破坏，要省委和各级组织都提高警惕；并说要中央特科去通知何孟雄等人，是有危险的，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
当何孟雄等被捕的消息传到江南省委时，省委正在开会。好像是潘汉年或李竹声来会上通知的，当时王明的表情异常冷淡，只说，这是他早就意料到的。后来，他又幸灾乐祸地分析：这是何孟雄等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什么“咎由自取”；他们是“右派反党分子”，是在反党活动中被捕的，与一般同志在工作中被捕性质有所不同等。接着就布置兼管特科的潘汉年同志进一步了解情况。
当大家提到如何处理善后，如何设法营救时，王明说他将与中央商量解决，叫省委不要管。在以后的省委会议上，王明没有主持过如何营救这些被捕同志的讨论，也没有详细地提到这批同志被捕的原因以及中央准备如何营救他们。只是在有人问起时，他回答说：“正在了解中。”……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九日，何孟雄等大批同志英勇就义的噩耗传来，王明的冷淡态度简直令人寒心。他不但没有提出上海党组织如何追悼纪念这些壮烈牺牲的烈士的问题，相反的，还继续向烈士身上泼“污水”，继续攻击污蔑他们。他胡说他们的牺牲是“个人野心”“反党分裂党”的必然结果，并提出要以此为教训来警告、争取那些何孟雄的支持者们，乘此时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他还恶狠狠地布置：何孟雄等虽然已经牺牲了，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要严肃对待，彻底清算；并罗织了何孟雄的若干条错误，要省委宣传部根据中央精神组织批判文章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他还要省委宣传部根据他的讲话起草一个文件，指出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牺牲的所谓教训，和继续批判他们的错误，发给各级组织。
在江苏省委会议上，王明嘱咐大家：对下面一定要讲清楚中央、省委虽然采取了营救被捕同志的种种措施，但毕竟无效。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王明不仅是一个个人野心家，也是一个阴险毒辣的人。
何孟雄等同志在王明宗派集团排斥异己、无情打击下壮烈牺牲了。[318]
陈修良也回忆说：“80年代，刘晓同志曾对我谈起过，1931年他任江苏省委秘书长期间，听到24烈士被杀害后，王明在中央组织部讲过：‘中央早知道他们这些人一定要被捕的。’当时，刘晓觉得很奇怪：既然中央知道他们将遭不测，为什么不及时通知他们呢？24位烈士牺牲以后，米夫、王明竟立即以党中央名义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说他们都是‘反党的右派分子’。王明还专横地不准在党内纪念这些死难者，更趁机扩大打击面。凡曾经表示过不同意六届四中全会决议者，或提出过书面意见者均遭到打击。”[319]
李海文、余海宁在《东方旅社事件》一文中说：何孟雄等被捕前，“当时工部局内潜伏有我党中央特科的敌工人员，得到情报，立即通知了组织。可是，王明这时已酝酿将何孟雄等激烈反对四中全会的同志开除出党……王明早已视他们为反对中央、分裂党的右派敌人。结果，林育南等同志没有得到敌人即将进行逮捕的通知，他们全部被捕了”。[320]
有的人甚至认为是王明告密的。张金保曾说是张文秋告诉她何孟雄等人被害的事情的，并说这是陈绍禹（王明）告密的。她说我听了如同火上加油。何孟雄他们大纯洁了、太傻了。王明他是在借刀杀人啊！[321]麦阳在《谁是告密者——龙华24烈士被捕之谜》一文中，即说龙华24烈士被捕是王明告的密。他说，是王明告密的说法最早由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反对王明和六届四中全会的王克全传出的。他说，王明是通过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做事的一个安徽籍同乡告的密。麦阳在文中还说，据曾任过中共中央委员的张金保回忆，解放大连接收伪公安局时，发现有一本日本小版的书，里面也说到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被捕是王明告的密。他还分析说：这次集体被捕事件，不可能与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及王明无关。被捕人员几乎全是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及王明的，而烈士们被捕时所在的中山旅社6号房间、东方旅社31号房间则是他们聚会商议的地方。1月17日江苏省委也在此开秘密会议，因这些人都是拥护六届四中全会的，一个也没有被逮捕。[322]
还有的人认为是康生告的密。1992年，美国著名学者翰拜伦在纽约出版的康生传《龙爪》书中，谈到康生当年出卖林育南、何孟雄等人一事时写道：事实上，真正杀死这30多个共产党员的凶手不是蒋介石。最近发现的证据表明，向国民党密探提供情况的不是别人，而是康生。1967年，解放初抓获的国民党特务吴炳叔交代说，在何孟雄、林育南一批人被捕之前，国民党已掌握了他们每个人的详细背景材料，包括入党的时间、入党后的活动，还有些连当事人自己也不易记起的细枝末节，因此后来的审讯过程只是核对一下事实而已。吴炳叔相信资料来源于共产党内部。但具体是谁，他不清楚。康生当时身为共产党组织部的头头，掌管每个党员的档案材料，只有他才能接触并提供这些能置人死地的文件。除了吴炳叔的证词外，还有更直接的证据。另一个新中国成立后被抓的国民党特务王云城，曾亲眼目睹康生出卖了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及“左联”五烈士。王云城本来是留苏回国的共产党员，一度当过共青团的书记，是王明的亲信（他在中山大学读书时是王明的保镖之一）。1933年被国民党抓住后，他写了投降声明，转而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他写道：“像何孟雄（包括林育南）和他的20多个追随者，都死于赵容（康生的名字）领导下的红色恐怖活动。”康生为什么要出卖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呢？翰拜伦在书中分析说：“后来，随着王明的逐渐得势，康生最终选择了他的立场，把政治赌注押在王明这一边。而王明也正需要像康生那样的人，才能对付敌手，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为了表示器重，王明把康生加进了新的中央委员名单之中。康生自然急于证明自己在派系斗争中的才干和效率，不惜使用借刀杀人计，帮助王清除了障碍，也为自己捞到了好处。不久，康生成为中共特工部的首脑，负责共产党在整个国民党白区的安全和谍报工作。他抓住这一行使权力的良机，大显身手，或暗杀国民党密探，或惩罚共产党叛徒，直到两年后受命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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