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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715)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说:“一九三一年九月一日,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中共给各苏区的指示信》[375]中再次向毛泽东作了挑战。这一指示信是给所有苏区的通报,但它实际上是攻击毛泽东直接控制下的中央苏区。指示信指出,中央苏区的主要问题是没有一条内容明确的阶级路线,群众工作不够先进,这两者都是立三路线影响的产物。信中提到的苏区党政领导的严重错误,尤以中央苏区为甚。例如,关于红军和苏区,指示信指出没有很好建立稳固的总部,坚持必须解放和占领一个到几个大城市,以此作为总部。关于对富农的政策,指示信反对给富农分好田。它还攻击红军愚蠢地单纯打游击,强调红军的编制不适应准备进行大规模作战。”[376]

  8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充分肯定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说:“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满意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四次扩大会议,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击退了右的分裂派和取消派的进攻,坚决打击了李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立场及对这立场调和的态度……四中全会,使中共在继续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上向前进了一大步,它纠正了政治路线和刷新了党的领导,同时开始了党全部工作中的转变,去实际地和彻底地解决摆在党面前的那些刻不容缓的任务。”[377]

  9月 国民党政府向各地发出密令,悬赏通缉共党要人瞿秋白、周恩来(赏金各为两万元)和张闻天、陈绍禹、沈泽民、罗登贤、秦邦宪(赏金各为一万元)。[378]

  9月中旬 共产国际派来为周恩来、陈绍禹安排交通的人到上海,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传记与回忆》说:共产国际派来的人“9月中到上海,他又传达了国际要周陈立即离开上海的意见。因而共产国际远东局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请国际领导批准。国际领导回电批准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共有5人,即把平时已经参加处理日常工作的4人:博古、陈云、洛甫、康生加上(福)坦(原为政治局委员,在全国总工会工作)”。[379]

  不少论著说王明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是他自己提出的。例如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说:“七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机关及一个秘密印刷所被破获,包括罗绮园、杨匏安在内的二十三名宣传部重要人员被捕。陈害怕再留在上海,在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辞去了中央总书记[380]。他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回到了莫斯科,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去延安。”[381]杨奎松也说:“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建议王明等人撤到中央苏区去,王却坚持要去莫斯科。又是米夫推荐,共产国际特批王明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结果,王明就成了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的中介和传声筒。”“然而,这一特殊地位,使他两面讨巧。对中共中央,他俨然是莫斯科的代表,可以居高临下,随意发号施令;对莫斯科,他俨然又是中国革命的化身,因而各种光环纷纷落到他的身上,使他身价百倍。正是这种扭曲的地位,造成了王明多少有些扭曲的心态。当然跟‘得’紧也是王明这种人致胜的法宝之一。”[382]

  9月18日 日军侵占沈阳,旋即占领东北三省。王明看到这个消息后,让博古起草《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传记与回忆》说:9月18日晚,绍禹到博古家去见共产国际派来安排交通的人,“决定周陈即日起程赴莫。不料绍禹回来时,在街上听到卖报童喊着:‘号外!号外!日本炮轰沈阳,国民政府下令不抵抗!’绍禹买了一份报(号外),一面看着,一面又回到博古处去。他告诉博古:要马上起草一个‘中国共产党为日军攻占沈阳事告全国同胞书’。”[383]

  胡乔木在1990、1991年《关于党的历史文献的编辑和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的谈话中说:“立三的‘左’,大家都清楚。但王明却强调立三是‘右’。这就比较明显地表明四中全会比立三更‘左’。四中全会纠正了立三的一些过激措施,但它的决议,王明的小册子,对‘九·一八’事变以后形势的分析,都是‘左’。‘九·一八’事变本来应当是党的一个转机,党的工作应当有一个变化,但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没有这样做。”[384]

  9月19日 于上海作双七绝《“九一八”夜》。[385]

  9月20日 临时中央政治局发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这个指示指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主要特点,是江西工农红军冲破了敌人第三次的‘围剿’与其他苏区红军的胜利,是普及全中国的灾民斗争,与澎湃着冲击前来的反帝潮流”,“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是最大的威胁,而且将加速的促进中国反革命内部的崩溃过程”,“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的进行着”,“因此,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为了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应该立刻执行12条“紧急任务”,其中有苏区的党应“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消灭它的一方面,在政治军事的〈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尽可能的把零散的分散的苏区连成一片”;非苏区方面应“尽可能的在某些城市(如上海,唐山,天津等)中努力去准备和组织某一产业的同盟罢工”,等等。这个指示还说“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党必须对他们作思想上与组织上的斗争”。[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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