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 到达莫斯科。[3]
王明后来回忆说：“到车站时没有人接，我提着小箱到共产国际去找人。值班的同志说：今天是节日，那有人办公呢？我不知别的地方，还有谁都住在那里，只记得米夫住的地方，因而就从国际到米夫家里，时已夜深了。”[4]
同日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苏区瑞金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卢福坦、朱德、陈绍禹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主席。[5]
11月10日 米夫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写一便函：“请批准王明同志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6]
11月13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听取了米夫关于批准王明同志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的建议，会议决定：“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通过飞行表决暂时任命王明同志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员。这个问题的最终决定必须征询中共中央的意见。”[7]
11月15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整个报告分为三部分：一、关于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二、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党内状况；三、中国共产党的战斗任务。关于党的任务，他说：“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把一切革命运动联合在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的旗帜下……目前，党向苏区提出一项任务，要他们竭尽全力争取在一省或数省内首先取得胜利，先是在江西。”“中央认为，切实完成这些任务的重要前提条件是：第一，从组织上加强和扩大我们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第二，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无情的斗争，既反对右的机会主义倾向这个主要危险，又毫不削弱地反对‘左派’和他们搞调和主义的以及耍两面派手腕的行为。”[8]
11月 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2期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中国反帝运动的高潮》，赞扬群众“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没有突出反对最凶狠最野蛮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文章说：“在许多群众示威中通过的决议上，在许多群众的传单宣言和报纸上，都决不限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也不限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民众的压迫剥削的口号。‘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反对国际联盟，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反对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乘机瓜分中国，反对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等口号，在有些地方成为极普遍的口号”。这篇文章后收入1935年苏联出版的《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9]
《写作要目》说：这篇文章题目为《论中国反帝运动新高潮》，“叙述1931年‘九一八’沈阳事变后，发生广大的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和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群众运动”。
11～12月间[10]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报告，批评了瞿秋白、刘少奇等人。据黄药眠回忆：
王明来后不久，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一个报告，报告很长，讲了两次才讲完。他讲的内容很多，又隔了这么多年，我记不清了，但有几点还记得。他说：
一、瞿秋白回去时，共产国际交给他的任务是纠正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李立三路线是半个托洛茨基主义。可是，瞿秋白回去后实际上同李立三妥协，是半个李立三主义。因此，他应该受到严厉的批评。
二、罗章龙乘机搞右倾路线，以反李立三“左”倾的名目搞右倾，还拉一批人，非法地组织伪中央。
三、李立三路线的残余和罗章龙路线的干扰，对于江西苏区的军事指挥，也发生了影响。
四、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去后，假借职工国际主席罗佐夫斯基的名义，说中国职工运动应该放弃公开的赤色的旗帜，隐蔽起共产党的面貌，采取隐蔽的形式，组织读书会、救济会、互助会等各种各样的团体进行活动，或者打入黄色工会内部进行工作，这样才能维持下去。又说什么公开打出赤色的旗帜是不对的，国民党不允许存在。并且说这是罗佐夫斯基的意见，用职工国际名义恐吓党中央。但是这意见与当年职工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不符。那个决议中讲要明朗地打出赤色职工会的旗帜进行活动。王明说他来莫斯科后还问过罗佐夫斯基，罗不承认对刘少奇讲过这样的主张，所以刘少奇是假冒职工国际的名义与党中央对立。我已经同罗佐夫斯基讲过，要打电报去纠正，并给刘少奇以处分。
五、在列宁主义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指王明去后，留在列宁学院学习的学生）当中有反对党中央的分子。共产国际办的学校是为了培养各国共产党的干部，可是令人奇怪，这里却出现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集团，必需加以清理！
六、瞿秋白回国前，曾就纠正李立三错误的问题拟了一个提纲，瞿把这个提纲给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米夫看过，米夫曾严正地指出过他提纲中有错误，但瞿秋白没改正，坚持自己的意见，所以这错误应该由他自己全部承担。[11]
12月27日 致普其尼茨基信。[12]
12月29日 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出《共产国际指示——关于反帝斗争问题》。这是王明到共产国际后参与制定的第一个共产国际文件，其中有许多“左”倾思想。第一，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它仍把“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作为中心口号，根本不讲斗争策略。第二，它明确提出“推翻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民族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意味着不先打倒国民党就不能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照这种说法，首先就要集中力量反对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个派别，然后再去反帝，因而不可能提出与各爱国党派、爱国军队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第三，它依然坚持“城市中心论”，指出“发展工人运动，经过你们的纠察队将抵货（指抵制日货——引者）运动抓到你们的手中来”，“领导学生运动，利用学生来煽动起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农民群众”。[13]这个指示根本没有提到建设、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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