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民族组工作，发生两种分歧意见：王明及其宗派认为，民族组工作是政治路线错误。另一种意见认为，民族组工作有缺点错误，但绝不是政治路线错误。会议连续几个月没有解决问题，影响到同志间很不团结。最后由共产国际KucuhCH同志召集会议，由国际做出此决议是“无原则争论”。
我与王明宗派的斗争，也随着各种争论问题而发展。他们不仅要打倒周达文，而且斗争目标转移到我身上。问题很多，例如：
学校总支委指定我担任学生部支部书记，大多数同志同意。王明宗派的人怕我负责支部工作会给他们宗派活动不利，就集中火力打击我，公开散布谣言：“右派首领到莫斯科组织右派和党对抗”，“勾结周达文派反对中央代表团领导……”。他们每天做反对我的活动，煽动学生不要接近我。他们的房子是宗派活动大本营。学校领导也知道，但因他们有王明保镖，校长因斯大林问题犯错误受处罚不敢干涉。有一次，职工国际派我出席汉堡运输国际会议，并叫我准备在大会上作报告。学校和代表团批准我去，他们也知道。可是他们散布说我随便不上课。学校总支委负责同志在党的会议上，证明是因工作。他们连总支的解释都不算数，会后仍然反对我。再一例，军事课结束，教员俄国同志给学生估计成绩。这个教员不知他们的情形，对我的成绩估计比他们好。他们马上在班里闹起来，公开责备教员估计错误。他们要同学们不敢接近我。仅靠造谣还不够，还运用了组织手段。他们煽动一个东北学生王以文，叫他捏造事实反对我，这个同学在会议上把这件事揭露了，并辱骂他们。不几天，王以文同志被王明派到工厂做工去。“谁不愿意学习就到工厂去！”因此，他们的话，同学们不敢不听。谁接近我或同我谈话都是危险的。
在理论和策略的问题上，他们斗争我的事实也很多……[40]
林铁回忆说：王明到莫斯科后，仍然千方百计要把陈郁同志打下去。他诬蔑陈郁是“右派”。并且把凡是不赞成他们整陈郁的人和同情陈郁的人，都说成是“右派”。只有那些紧跟王明，按他的旨意办事的人，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有一次，学生支部开会，王明强行要批判陈郁同志。会上，在我和杨秀峰等同志的支持和力争下，陈郁同志发了言。驳斥了王明的诬蔑，使他的企图未能得逞。王明在整陈郁同志的时候，公开威胁跟陈郁站在一边的同志说：“你们要和陈郁划清界限！谁和他站在一起，就停止谁的学习，送到工厂去做工！”蛮横之极，根本不讲道理。许多人对王明那一套很反感，我对王明说：“我宁可去工厂做工，也不反对陈郁同志！”结果，我就被送到乌拉尔附近的工厂去做工。这在当时是对共产党员的一种惩罚形式。王明就是用这种宗派主义的手法，打击坚持党的原则，不同意他的错误做法的共产党员。[41]
何一民回忆说：“他为了推行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扩大他的宗派主义势力，不择手段地在中国学员中拉拢一批人，打击一批人。在四中全会上反对过王明的陈郁同志，更是他千方百计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王明为了煽动一些人孤立、打击他，多次在背后诬蔑他。我几次听一些同学讲王明对他们说：‘陈郁犯过错误，你们不要接近他，同他搞在一起，我很怀疑他。’后来，我把这个问题向院党委作了反映，当党委同王明谈到此事时，他却大耍两面派，不承认说过这样的话，说：‘他们都是好同志，我怎么能说那个话呢？’但同时他却进一步加紧了对陈郁同志的打击报复。”“中国民族组党支部委员会五个成员，其中只有一个人是紧跟王明的。王明对这个支部非常不满，到处散布说：‘这个支部软弱。陈郁、何一民做一点工作可以，当领导不行。’想方设法打击陈郁同志和支持他的一些人，要把这个支部委员会都换成王明的人。另外，王明一伙还拉拢支部委员会的人，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一个星期日，一个王明的追随者约我去王明家，我不去，他劝我说：‘你不要和王明闹僵，将来回国或在莫斯科都有好处。’我说；‘我又不是为他革命的。’我不买王明的账。”“在列宁学院期间，王明还借周达文（即丘古洛夫）问题来整陈郁同志和其他不赞成他的人。周达文曾任学院中国部党支部书记，工作中有些错误。但更重要的是他不听从王明的话，王明就要把他彻底打倒。王明及其一伙硬说周达文是‘反党分子’，要狠狠地整。那时他们的人数多，声势大。但陈郁同志等根据事实，认为周达文有错误，但不是反党分子。后来把这个争论的问题向共产国际报告请示，结果是同意陈郁等同志的意见。王明恼羞成怒，更加痛恨陈郁同志，在学院宣布共产国际的批示时，王明便不来参加。”“以后，王明又发动对陈郁同志的批判，说他是‘右派’、‘反四中全会路线’等等，并声称，凡是同情陈郁的，不批判陈郁的也是右派。”[42]
袁溥之回忆说：“陈郁在列宁学院中国部学习时，被选为党的支部书记……王明蛮横无理地说什么：陈郁不能担任支部书记，强迫中国部党支部改选。但是改选的结果，陈郁仍以多数票当选。王明老羞成怒，竟然造谣诬蔑陈郁和国内的‘右派’有联系，是反党反领导，胁迫中国部的学生和陈郁划清界限，不准学生和陈郁来往、说话。王明甚至公开宣布，谁要是不反对陈郁，就叫谁下厂劳动（在当时，下厂劳动是一种惩罚）。但是还是有些同学宁可下厂劳动也不反对陈郁，象林铁、何一民、杨秀峰等主持正义的同志，都是因此而被下放到乌拉尔电机工厂劳动去的。”“王明、康生等还强迫陈郁检讨错误，陈郁坚信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并没有错，只从组织观念的角度，检查了自己对待王明的领导不够尊重的问题。王明、康生对此大为不满，蛮横地训斥了他。王明本来要开除陈郁出党，只是因为学院领导人的反对，才作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下放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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