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责成库西宁、皮亚特尼茨基和米夫同志，吸收王明和康生参加，讨论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和人员组成问题。如果在委员会中没有任何不同意见，那么它的决定将被看做是政治委员会的决定。并责成阿布拉莫夫、米夫和王明制定一些改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联络机制的措施，并提交政治委员会下次会议批准。[109]
8月11日 中共上海中央局李竹声致电共产国际皮亚特尼茨基和王明说：“我们的财政状况很危急。7月我们只收到61900法郎和2000元。我们不得不停止联系和把机关人员压缩到最危险的极限。光是党每月就需要不少于4.3万，青年[110]需要1417，此外，还有工会。绝对需要给予明确的答复。”[111]
8月20日 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24期、中文版第4卷第9期，《中国问题》俄文版第12期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中国苏维埃区域底经济政策》。文章批评有的党员“在实际上犯右倾错误，完全抹煞反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反富农的斗争”。文章也提出了一些修改对富农、土地、工商业、劳动政策等方面的“左”倾错误的意见，批评说：有“好多地方，特别是湘鄂西苏区，那里的苏维埃将一切富农的机器，农具商店一概没收了，至于完全禁止土地买卖和租佃，禁止雇工等那更不消说了”。还批评了“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说“这种办法一定要减低农民对于改良土地及提高生产率的热心”。关于资本主义问题，文章说：“必须明白，我们暂时还不能在中国苏区内消灭资本主义，而只是准备将来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前提和条件”。目前“还不从苏区经济中铲除资本主义，而是利用它在苏维埃政权机关所能做到的范围内以谋振兴苏区的经济生活”。在劳动政策方面，文章批评了有的同志提出的一些在当时条件下实际上做不到的主张。在工业政策方面，文章建议：苏维埃政府可以利用“家庭工业和农业结合，手工业与农业结合”的方法，改良经济状况。“苏维埃政权应当组织合作社和劳动组合”，同时也“应该去鼓励私人手工业及私人手工作坊工业”。在商业政策方面，文章提出：“在现今的革命阶段上绝对不应当消灭商人阶层和取消私人贸易”，“要执行贸易自由的原则，同时要反对投机买卖及尽力保证红军经常供给”。文章对一些“左”倾错误进行了批评，这是王明的一个新的进步。[112]此文还刊载于《中国问题》俄文版第12期，国内的《斗争》杂志曾转载，[113]上海中国书店曾出版单行本。[114]
王明在1969年冬谈的《和古西宁的争论》的回忆中说：对于这篇文章，“他们都不同意，虽然这一文内写得很委婉。实际上，当时苏区政策很‘左’，都是古西宁、米夫和瞿秋白等一齐起草的，因而他们都不同意纠正。1930年瞿秋白和周恩来把这些关于宪法、土地法、劳动法草案都带回去了——（参见‘关于富农问题’等王明的回忆）。古西宁因为不同意我关于苏区经济政策的意见，于1933年他宣布以后他再不管中国问题了”。
8月 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18期、中文版第8期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中国红军的伟大胜利》。全文共分为“国民党与红军斗争的新策略”，“国民党底大失败”，“红军和苏维埃底胜利”，“击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115]底教训”四个部分。文章认为红军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就在于夺得了领土，值得炫耀的是“敌人始终没有一次能够侵入中央区的中心区域”，而红军反“围剿”中的错误和困难，主要表现在不善于“争夺大城市（依各种新式军事技术而筑有防御工事的）的斗争”。他这个批评，对以后的第五次反“围剿”制定错误的战略战术产生了严重影响。
9月8日 致波特尼茨基信。[116]
9月19日 与康生联名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根据中央苏维埃政府的请求[117]，我们在开展反对美日英干涉苏维埃中国、反对瓜分中国的运动。请不断寄给我们材料。请向苏联政府通报。”[118]
9月25日～10月间 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
据孟庆树整理的《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说：当时共产国际领导根据王明的提议给中共中央发了两次电报：1.纠正当时中央领导提出的“不放弃苏区寸土”的口号；2.纠正当时中央领导提出的“同敌人拼消耗”的口号。
9月27日前 撰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总司令告世界劳苦民众宣言》。[119]《写作要目》说：这是“为反对国民党六次围剿[120]写的，见莫斯科《十月》报第一期，《苏维埃中国》法令汇编序言引用”。
9月27日 撰写《〈苏维埃中国〉引言》。为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两周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革命军事委员会两年来所发的最主要的法令和其他文件，汇编成《苏维埃中国》小册子，王明为之写了《引言》，介绍小册子以及苏区情况，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造谣”。其中说：国民党说共产党、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不要国家”，“不要民族”，“不拥护民族利益”，“事实的答复是：只有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日宣战，只有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再三提议全体人民和一切军队共同武装抗日，只有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对于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每一暴行，表示壮烈的反抗，只有苏维埃和红军自始至终坚决主张武装收回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及一切失地，主张根本消灭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底在华统治”。《引言》还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为，对工人、农民、城乡贫民、革命士兵、革命青年及其他同胞发出号召：要“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不顾个人一时利害，奋起身来为拥护真正武装抗日的政府（苏维埃政府）和真正武装抗日军队（工农红军）而战斗”。这本小册子由莫斯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于193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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