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 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严厉批评列宁学院、东方大学中国学生支部的负责人。
在“中国苏维埃第二周年纪念”会上，请了各国代表来参加。王明讲话时，中国的同志喊口号不多，送花的时候是先送给各国代表，后送给王明。因此，王明在代表团会议上说：“东大之某某同志工作不够……送旗时未鼓动（原记录如此）”，“送德党花而忘自己的党”，“某某同志之错误甚大”，以后“要消灭自己蔑视民族态度”，“不容许对于党的领袖不尊重”。此次会议还讨论了“清党问题”。
李国华1943年9月20日写的《关于王明同志的一些材料》说：有一次请各国的代表来参加一个纪念会，王明上台讲话的时候，中国的同志喊口号喊的不多，送花的时候是先送各国代表，后送王明同志。结果王明同志大发脾气，第二天专门将列宁学院的吴克坚、黄波、周立及东方大学的克利莫夫等同志（他当时为东大的中国部主任）叫到共产国际去，大骂一顿，说什么你们不尊重你的父母，叫人家来尊重你的父母；你们不尊重自己的党和领袖，要别人尊重你们的党和领袖啊！学了这么久，尊重领袖就是尊重党都不知道，真是岂有此理！
11月20日 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州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12月下旬，蒋介石抽调嫡系部队十余万人向十九路军进攻。本来，红军应该与福建事变领导人联合起来一起反蒋。可是，共产国际派往远东局的军事代表夫列得的“两个电报把事情弄坏了”。据《传记与回忆》说：“第一个电报，政治上他对福建事变的估计说：中国没有第三条道路，他认为或者是苏维埃道路，或者是国民党道路。他说：福建政府那边有军阀和社会民主党（指第三党），不能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接电后，王明起草，经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同意并签字回电说：“对福建政府的这种估计不正确，他们既接受我们提的三条件，应和他们建立抗日联盟和反蒋的军事行动。但此电去后，未见回电。接着又来了第二个电报说：为的使蒋介石便于进攻十九路军，已将红军主力从赣江东岸（即江西福建一带）调去赣江西岸（江西湖南一带）。”“皮亚特尼茨基、王明和米夫接电后都大吃一惊！立即复电，叫他们把红军从赣江西岸调回赣江东岸。”但夫列得拖了些时才回电说：“红军东征已来不及了！”“而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竟同意了夫列得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等都同意了夫列得的意见。”“结果，很快连城失守，十九路军瓦解了。”在共产国际小委员会开会时，王明说：“原来红军守住连城，连城是福建北部之枢纽地带。蒋介石要打十九路军，必须经此处，否则他们过不去。现在情况非常危险，因为红军一去，连城则守不住了。而连城一失，蒋即可南下。十九路军见我军西调就会瓦解，而其他各地方军阀虽都反蒋，但见十九路军不能成功，对我们失去信心。而我们中央苏区就有遭受蒋介石从东北两方面夹攻的危险！”皮亚特尼茨基曾不止一次地夸奖过王明说：“王明是个有天才的人，他离苏区很远，却知连城对我们的重要。为什么在战争进行地方的中共中央不知道这一点？”曼努伊尔斯基也说：王明“不管军事，又离得这样远，他知道连城的重要，为什么他们离那么近也不懂得呢？”[130]
由孟庆树整理的《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也说：当时共产国际领导根据王明的提议给中共中央发的电报，关于福建事变的有两次：1.纠正中央对福建事变的错误的政治估计，就是所谓“第三条道路不可能”，“不能和福建政府中的社会民主党建立上层统一战线，因而不能和福建政府建立真正的合作；2.纠正把红军主力从赣江东岸调去赣江西岸，使十九路军单独抵抗蒋介石进攻的军事错误。但后来才知道，这两个错误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而共产国际的电报要经过远东局转发，所以他们没有发给中共中央”。
11月28日～12月12日 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于11月30日晚和次日上午作题为《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长篇演讲。这个演讲共分“中国——革命，战争与武装干涉的舞台”，“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底唯一领袖”，“中国苏维埃革命最近的前途和困难与中共和兄弟党底任务”等三章。
王明在演讲中说“革命运动在中国更向前发展”，“然而把主观力量和客观形势的需要及可能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主观比客观相对落后的现象，毫无疑问仍然是存在着的”。“为消灭这个落后现象而斗争，是中共最近的战斗任务”。“无论在这种或那种情形之下，我们中国共产党认定我们底主要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为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得到决定意义的胜利而斗争”。“中国革命的根本敌人是一切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这就是我们的根本困难”。“中国苏维埃革命向前胜利底第二个主要困难，就是我们国家底经济上和军事技术上的落后。从这两个主要的困难就产生了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弱点”。为完成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任务，要“更加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为理论纯一性，组织统一性和团结性，为反对各种各样离开共产国际和党的总路线底机会主义倾向而斗争，特别是为反对目前主要危险底右倾倾向而斗争”。这个演讲从帝国主义进行“瓜分中国”的“强盗战争”这一概念出发，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没有突出抗日。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演讲不是团结主张抗日的一切人，而只“对各种形式的反日游击队伍”建立统一战线。在兵运工作中又提出了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他还强调地说：“首先坚决反对目前阶段上底主要危险——右倾倾向。”[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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