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顾颉刚自己虽然早已出入今古文经学之门，在同学中的威信尚不是最高，于是就去找同寝室的傅斯年（字孟真）。傅本是中国文学系的学生，是黄侃的高足，旧学功底极厚，蒋廷黻曾说他句句话后面都有四千年的历史在。而傅斯年又“最敢放言高论”。傅本来对胡适前此比较紧张的那次演讲不甚欣赏，今有顾的说项，就到哲学系旁听了几次，终于表示满意。于是对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这才帮助胡适过了关。从傅、顾说话的口气，可知学生中旧学第一权威是傅斯年，第二权威是顾颉刚，若非此二人出手相助，当时仍可能闹风潮。后来胡适自己也说，当时许多学生觉得他对古史的处理是“思想造反”，认为他不配教这门课，要赶走他，结果因“在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的傅斯年出面干预而作罢。胡适叹谓：“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23]
对于开始时这么一段不十分如意的经历，胡适仍一如既往，以发奋用功来对付。在北大学生罗家伦的记忆里，成名后的胡适常很谦虚地说，“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因为“发现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所以“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胡适晚年回忆，也说他初回国时十分用功。那时胡适下功夫最大的，就是当时风靡北大的太炎学说。毛以亨说，胡适将《章氏丛书》“用新式标点符号，拿支笔来圈点一遍，把每句话都讲通了；深恐不合原意，则询于钱玄同，玄同不懂时，则问太炎先生自己”。胡适自己说，他“工作时兴致来了，不能到了钟点放下来”。所以“夜里总是睡得很晚的”。江冬秀总是事先剥一个皮蛋放在那里，丈夫“工作到肚饿时，就吃一个皮蛋”。这样拼命的结果，学问确实不久就大进，但身体却吃了亏，因用功太过而大病一段时间。毛以亨说：“病愈后胡先生之中国学问，确已有成，真不愧为经生了。”[24]
不过，胡适初到北大面临的挑战并不止来自学生，他在给一年级讲中国哲学史时，就有先来的老师认为胡适不通。胡所发的讲义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教三年级中国哲学史的陈汉章在课堂上“拿着胡的讲义笑不可抑”，并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为大纲的大纲？不通之至。”[25]这里大约有文人相轻的意思，但所透露的消息却远不止此。因为“我说胡适不通”时，还只是一厢情愿，或者确有文人相轻的意思；到在课堂上拿着证据“笑不可抑”时，已肯定是真觉得不通了。
“哲学”这个术语本非中国自产，而系从日本人那里转手来的西词的译名，早年国人也有译成“智学”或其他什么的。中国既然无此术语，其实也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西方哲学最讲究而须臾不可离的“存在（Being）”，中国传统思想中便无确切对应的概念；即使有意思相近者，也不为中国思想家所特别重视到离不得的程度。中国文化本来自成体系，更完全可以不必有什么“哲学”。胡适后来学问日通，就坚持说他研究的不是中国哲学史而是中国思想史，未尝不是据此而发。[26]今日自不必探讨翻译的准确与否，但那时的国人对此并无统一的认知，大致是可以肯定的。在胡适之前的北大，“哲学史”三字当是一整体的概念，即“哲学的大纲”，而不是“哲学之历史”的意思。所以先前的教授才敢据此取笑胡适。我们切不可将历史的电影片子倒着放，以为是那老先生自己不通。
在顾颉刚读书时，陈汉章是教一年级中国哲学史一课的，他从伏羲讲起，一年下来只讲到“洪范”。而胡适则是丢开唐、虞、夏、商，改从周宣王以后讲起。[27]两人的取向的确不同。对陈氏而言，既然“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则其用一年的时间只讲到《洪范》正无可厚非。过去中国人本认为中国文化精神以三代为最高境界，当然是主要讲清三代就好。而且，陈氏对西洋名词“哲学”是有体会的。历代学人讲三代，无非对现实有所不满，以神游旷古出之，但也恰好表述了那些人对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与柏拉图写《理想国》，取向略同。那些被认为是三代之文的具体典籍固可是后出，对典籍已出之后的古人来说，特别是对民初讲旧学的人来说，其代表“中国哲学”之主要精神，却不容否认。陈氏本非讲“历史”而是讲“大纲”，自然注重主要精神蕴蓄所在，而不必管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写定。
反复申说这么多，当然不是要翻什么案，以贬低胡适所起的划时代作用。也不是说我们今日哲学系的中国哲学课可以取消（但文化体系不同，随意用西方哲学概念套中国思想肯定只能造成“始乱终弃”的结局）。正相反，这恰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胡适所开的风气之宽广。今日我们所说“哲学史”即“哲学之历史”的意思，就是由胡适开始肯定下来的。
余英时师总结说：胡适“把北大国学程度最深而且具有领导力量的几个学生从旧派教授的阵营中争取了过来，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才坚固地建立起来了”。但顾颉刚、傅斯年二人的旧学基础“不但不在胡适之下，或者竟有超过他的地方”。胡适究竟凭什么来争取他们呢？顾氏对胡适讲课的回忆已提示了答案。他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换言之，顾、傅等人“虽有丰富的旧学知识，却苦于找不到一个系统可以把这些知识贯穿起来，以表现其现代的意义。胡适的新观点和新方法便恰好在这里发挥了决定性的转化作用”。余先生进而指出，顾颉刚这段话可以扩大来解释胡适在五四前后思想影响的一般性质。他在从文学革命、整理国故，到中西文化的讨论，“大体上都触及了许多久已压在一般人心中而不知‘怎样说才好’的问题”。结果，不论思想上与胡适接近还是疏远甚而完全不同，都“不能不以他所提出的问题为出发点”。这就是孔恩（Thomas Kuhn，也译作库恩）所说的建立了学术思想的新典范。[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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