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在联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中国革命不可战胜》的演说。
《写作要目》说：“因时间很匆忙，讲话不长，不是自己写的，是俄国同志记写的，没有中文。”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图书馆编目说这个演说是库西宁等记录的，发表于《环球》俄文版第3期。[141]
同月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随后在2月3日举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王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王明得知后特地通知中共中央说：共产国际很不满意，并批评博古：“关于选举名单，我们还没收到。此地同志都感觉到关于苏维埃政府的选举和改组这类重大问题，事先没有通知，作意见交换，事后许久不能得到确切消息，不能不是工作当中一个大的缺陷。”[142]
同月 在列宁学院的清党中重点清查和打击陈郁，不久把他送到工厂劳动，并且不给转党的关系。
陈郁回忆说：1934年1月我参加了清党，当我对自己的历史作了报告后，“康生和王明等人讲话。康生批评我认识错误还不够。王明的追随者说我反对代表团领导和帮助周达文派。王明演说，批评我对自己反革命错误认识不够，瞒骗党，在莫斯科学习犯了许多原则理论上的错误，并与周达文等人反对领导，在实际和理论原则上非常严重，严重到要开除党籍”。“清党委员会决定给我最后严重警告。中国代表团要开除我的党籍，清委不同意。王明和我谈话时说，不开除你的党籍，为的是不给在国内的右派同志政治资本，说‘我们的同志如何英勇斗争直到被开除党籍’。”“清党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决定我到工厂去生产劳动。”“我去工厂，代表团没有给我组织手续，叫我先去，以后给我转。开始时我写了八次信，工厂党委会写了两次，向中国代表团要组织关系。他们答应办，叫我等待。一九三九年夏天，逼得我亲自到莫斯科向代表团提出这个问题。结果表面答应，实际上没有解决，康生是清楚的。从此以后，我做长期打算，决心做个先进公民，更系统学习技术。我想有王明、米夫这些人，回国是极困难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写过多次信请求回国参加抗战。一九三九年又写过四次信，请求国际给我组织关系和回国工作。前后我写过请求书十二次。”[143]
周焱等著的《陈郁传》也说：1934年1月，王明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宣布列宁学院的清党重点对象是陈郁。王明和他的副手康生亲自到列宁学院动员清党。他们把陈郁叫到办公室谈话。王明高坐在办公桌后面，康生靠在沙发上，对陈郁说：“我们是来通知你交代问题的。”他们也不叫陈郁坐下，就让陈郁站着听他们“训话”。王明说：“你的问题很清楚，一贯地反党，反国际，勾结右派，组成反党小宗派。本来要把你送集中营审查的，但为了教育群众，同时也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看你是否有转变的可能。你不要存侥幸心理，你的材料足足装了两皮包，根据那些材料怎样处罚你都行！就看你是否改悔了。”陈郁被迫作了三十分钟的交代，康生听了第一个跳出来说：“陈郁对错误的认识不够、不彻底。陈郁隐瞒了他在反党活动中最主要的事实，例如在莫斯科如何勾结右派周达文，公开反对中共代表团领导等重大问题。”王明说：“陈郁对‘四中全会’前后的反党问题轻描淡写，对来莫斯科后的严重问题只字不提，说明他仍然坚持错误立场，也说明这两个问题是他的要害！党号召每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必须勇敢地站出来，同陈郁作坚决的斗争！”大会以后，陈郁又不断被批斗。在对陈郁反复斗争以后，王明等人提出要开除陈郁的党籍，送西伯利亚劳动。学院党委提出给陈郁“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到工厂参加劳动”。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批准了学院党委的意见，否定了王明等人的意见。在把陈郁送到工厂劳动之前，王明在中共代表团驻地对陈郁“训话”。他说：“根据你的错误，完全够资格进集中营，考虑到你的血统工人的家庭出身，从轻处分，即使从轻也应该开除你的党籍。但为什么又不开除呢？为的是不让你在国内的右派同志捞取政治资本，免得他们宣扬。我们的同志如何英勇斗争，直到被开除党籍！”康生欺骗陈郁说：“你先到工厂报到，我们随后给你转去组织关系。”陈郁想不到他们会用这种伎俩来中断他的党籍，他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报到后很久，王明、康生仍未把他的党组织关系转去。他多次去信催促，总是石沉大海。王明一伙就是这样蛮不讲理地取消了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党籍。[144]
师哲也回忆说：1934年，苏共进行清党，开展反托派斗争。王明、康生趁机把陈郁同志送到了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工厂。临走时，王明找他谈话说：“这次不开除你的党籍，为的不给你在国内同志面前捞政治资本时说：‘我们的同志多么英勇斗争直到被开除出党。’”他要求带走组织关系，却遭到他们的无理拒绝。[145]
2月4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报纸工作问题。会议指出：报纸“纪事须多”，“通讯要叙述活的事情”。
2月5日 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讨论曼努伊尔斯基《关于联共（布）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时发言，介绍了一些最近时期中国状况的基本材料。他极力夸大中国革命的胜利，说：“关于第六次‘围剿’的结果，我们至今尚未掌握充分的材料，但据部分材料得知，红军在福建、四川和赣北等战线击溃了国民党18个师。缴获步枪2万多支，机枪180挺，驳壳枪500支。钢盔2000顶，子弹40万发，手榴弹5000枚，无线电收发报机3部，满载军用装备、粮秣和钱财的大轮12艘。（鼓掌）为了卸载这些大轮中8艘船上的物资，动员了1万多名工人。红军在福建战线也俘虏了第19路军的1名旅长和3名团长。”“正是由于红军取得上述各种胜利的结果，近几年来苏维埃中国的形势大大改善。截至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苏维埃中国的总面积（包括固定的苏区和红色游击区）已达1348180平方公里。仅固定的苏区面积就有681255平方公里，比法国的面积大19.1%，比德国大31.3%，比日本大54.15%，比英国大64.5%。现在，红军的正规部队已有35万多人，非正规武装支队有60多万人，这还不包括有数百万人参加的各种半军事性群众组织。但是，形势之好不仅表现在数量上的增长，军队的质量也有了非常大的改善。红军的主力部队中，共产党员占50%～60%，无产阶级成分占25%～30%。”关于胜利的原因，他说：“首先是，我们的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始终一贯地执行着列宁的共产国际的政治总路线，而领导共产国际的，正是我们历史时代的伟大领袖，他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事业的最佳继承人，他的每句话都在鼓舞着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工人和劳动群众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激烈的、坚决的斗争，并使他们牢固地树立起对自己事业的必胜信心，——这就是我们所敬爱的斯大林。（鼓掌）”[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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