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月 博古等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高自立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报告了国内情况。高自立在报告中转达了博古的口信：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毛、周想到苏联养病”。王明插话说，毛泽东“能抓得大事”；“这大的人物来，谁保险？”后来共产国际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163]
6月1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列宁学院的教务计划。
6月7日 致皮亚尼茨基信。[164]
6月22日 出席代表团会议，讨论准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问题，决定在党内外收集材料。
6～7月间 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同意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
在孟庆树整理的《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说，这个电报是王明参加起草的。其中说：为的避免红军遭受蒋介石军队从东北两线来的包围，为的保存红军有生力量，1934年夏，根据苏军参谋部第四侦查局局长的提议，曾由王明和康生等一起共同起草了一个中央苏区红军应准备突围，放弃中央苏区，转移到四川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的电报。
7月2日 致皮亚尼茨基便函。[165]
7月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听取王明关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结果的报告，决定到8月底要准备好各种文件，这些文件应同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进行讨论，然后作为材料发给中共中央，其中“一般政治的”文件由王明负责。[166]
7月6日 致书记处信。[167]
7月10日 与康生一起致电中共上海中央局盛忠亮，说“在上海恢复我们的领导机关后，我们建议”：“1.江苏省委和省青年组织暂时从上海迁到该省另一个合适的城市。2.在上海成立由3到5名成员组成的市委，不下设任何机构，它应通过省委而不是直接与〈中共〉上海中央局取得联系。3.上海的主要工作重心放在地委身上，地委应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并尽可能分散，相互不直接进行联系，而只通过市委。4.认真审查和挑选干部，特别是为〈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技术单位挑选干部。这是我们从暴露事件中得出的初步结论，旨在从组织上进行改组，使我们能够把〈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同省委和地委分开，把工作分散，避免由于某一环节暴露而发生更大的暴露。请把我们这些建议寄给〈中共〉中央审批。我们希望〈中共〉中央批准这些建议，为了在得到答复前不丧失时机，我们认为，你们现在就应该着手进行所建议的改组工作，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刻贯彻执行这些措施有重要意义，哪怕是暂时这样做也好。”[168]
7月23日 致切尔诺莫思科信。[169]
8月3日 与康生一起给中共中央写信，对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意见。信中说：
第一个问题是六次“围剿”问题，政治决议讲将冲破六次“围剿”，作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六次“围剿”的政治意义是这样的估计：“粉碎六次围剿的斗争，那是阻止中国走殖民地道路的斗争，那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像这样的措词，很容易引起不正确的结论。即是使一些人感觉到六次“围剿”的斗争，就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事实上中国革命是一种长期性的坚［艰］苦斗争，六次“围剿”，虽然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残酷斗争的严重的步骤，然而它不仅不是最后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并且也不是决定胜负的斗争。
第二个问题是扩大百万红军的口号问题，这口号在热河战争时提出。换言之在蒋介石公开禁止抗日时提出，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确的。这样使中国的民众可以认识只有苏维埃是真正准备力量，武装抗日，但是这一口号作为目前实际行动的口号，便不可避免的发生许多难于解决的困难（像武装、干部、供给等），同时还可以发生把地方武装都集中到红军来的现象，因之不能不减弱在敌人后方两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所以我们提议中央向苏区各级党明白解释这一口号的意义。
第三个问题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与占领中心城市的问题。在五中全会决议上说，冲破六次“围剿”来实现这个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对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了解，在很久是当作占领中心城市的问题。实际上六次大会指出的中国革命有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可能，这个任务，一般的说是已经实现了，苏维埃革命在江西、湖南、福建、四川等地已经胜利的发展着……虽然我们还没有占领这些省的一个中心城市，但决不能因此否认苏维埃革命在这些区域的首先胜利。如果现在还把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作为目前的中心任务，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否认了这些省份内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另一方面是把这个任务了解成占领一省与数省的中心城市。根据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的经验，证明占领中心城市□必须在下列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或者红军有了攻取敌人中心城市的新的军事技术，或者红军的进攻配合着郊区的暴动，□么在敌人内部的广大的兵士暴动……再者在敌人营垒中发生最大事变……但是像以上的那个条件目前还是没有的……当目前没有这些条件的时候，如果将占领一省数省的中心城市作为中心任务，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形，（1）使党员和群众觉到党提出的行动口号在几年斗争中不能实现；（2）使红军与苏维埃的发展方向，就不能适应目前环境和将来的前途的需要；（3）不能有计划的适当的分配和蓄积我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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