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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746)

  《写作要目》说:这个报告曾发表于《共产国际》第12期、《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22期。在《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的说明中说:《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和《新条件与新策略》两篇论文,“不仅说明我们对六次‘围剿’的策略,而且据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们当时的估计,认为上述两篇论文,尤其是第一篇论文,‘不仅给六次战争和福建事变问题作了正确的总结,不仅把红军苏维埃运动作了历史性的总结,而且把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作了历史性的总结’。因此,苏军总政治部曾经把登有‘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一文的‘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的)全部35万份买去作为苏军政治教材,因而这一期俄文的又重印35万份”。

  同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听取王明关于中国反帝斗争中的统一战线委托的报告,责成王明在15天内起草出关于中国反帝运动的文件,并加快拟定告中国人民书草稿。[194]

  11月23日 应英文《国际通讯》杂志记者之请,撰写《新条件与新策略》,发表于《国际报刊通讯》英文版第26期。[195]

  文章说:红军长征,是“实行自己新策略中很重要的一点”。红军实行新策略“是根据新的斗争条件来决定的”。新的条件是:1.“为的粉碎蒋介石、赛克特在六次围剿中的新军事计划”;2.“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和华北底新的武装进攻,中国民众有加快进行对日作战底必要”;3.“为的战胜中央区红军方面的物质困难”。因此,“中央区红军才拿出很大一部分军力去冲破各方面敌军的包围线,以便在那些更便利于我们军事行动的省份,去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和游击区域”。

  这篇文章后收入王明1935年在苏联出版的小册子《新条件与新策略》,并发表于1935年1月18日的《斗争》第77期,同年1月20日的《铁锤》第3期,2月24日的《火线》第32期,5月2日的《解放》第2卷第5期,12月30日的《社联盟报》第29期。[196]

  11月24日 为《新条件和新策略》小册子写《小引》。这个小册子包括《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新条件与新策略》两篇文章。《小引》说:“这个小册子中的两篇论文,第一篇是我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先由天微和周同志笔记下来,然后经过我自己的校对和整理的。第二篇是应国际新闻通讯记者的要求而写的。两篇论文解释的中心是一题,就是中国红军反对六次‘围剿’的策略问题。第二篇论文说红军放弃瑞金问题。”“为使读者对于中国红军最近策略方针有明白了解起见,我同意把这两篇论文合印成这个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第二年在苏联印行。

  11月 撰写《十三年来的中国共产党》(又名《中共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和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发表于《共产国际》中文版第5卷第11期,《中国问题》俄文版第3期。其中说:“中国布尔塞维克底党,在斯大林同志为首的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领导之下,从成立到现在这13年期间,已经使苏维埃革命在中国得到部分胜利,在中国六分之一的领土内,已经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达到布尔塞维克化,首先就是因为它学习了联共(布尔塞维克)底经验,经常不断地为列宁主义总路线而斗争,它用列宁主义底精神争取党内思想上的一致和组织上的统一,它用斗争的方法去克服党内的总分歧。”文章还说:“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发展上有一个优点,就是它一开始就是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它一开始就能应用布尔塞维克党的胜利经验。”

  文章分四个时期叙述了中共历史。在五卅事件到广州公社这一时期中,根本不提打响武装反对蒋介石第一枪的南昌起义,也不提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秋收起义。在叙述“1930年到现在”的历史时,他极力夸大自己在反“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错误的作用,说:“当1930年四五月份的党中央机关报(《红旗》及《布尔塞维克》)上,李立三同志发表了纲领式的论文时,党的一部分工作人员(何、陈、秦、王等同志)马上就指出李立三同志这个不正确政治立场底莫大危害。”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党组织内一大部分先进积极分子,在上述那些同志领导之下,又能够及时地和坚决地揭穿了三中全会底原则上的错误,并要求政治局取消它的一切错误决议(从6月11日起一直到三中全会底决议止),并回到共产国际底布尔塞维主义的立场上来”。

  文章还充分肯定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功绩,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之莫大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正是在于它不仅对于李立三‘左’的冒险主义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及其调和派宣布了死刑,而且对于当时正抬起头来的那个罗章龙右倾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路线,也给了坚决的打击。负李立三路线责任的那些主要分子,被取消了领导地位,革新了政治局底人选,在其中吸收了共产国际路线坚定的拥护者,同时,不许右派罗章龙等参加党的领导机关。四中全会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了真的布尔塞维克的斗争,这样就开辟了我们党历史发展底新阶段。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对共产国际底列宁主义路线应无条件百分之百的忠实’的口号,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旗帜与胜利底保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在使中国共产党继续布尔塞维主义化的事业上,作了最严重的一步’(见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在1931年关于中国共产党底任务的决议案)。”[197]1935年,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将此文出版了单行本。[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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