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他：“组织统一战线，我们和蒋介石是什么关系？如果蒋介石要领导我们，要我们服从他的指挥，怎么办？”
“这个，我们要采取让步的政策。我们组织爱国统一战线，是为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广大的中间阶层的人士，这样才能壮大我们的声势，逼着蒋介石不能不同意抗战。”
我听了之后，觉得这个主张很对，是个很大胆的战略上的转变，就说：“你是不是打电报去，或者用文件寄到国内去？”
“我们共产国际的联络局很不健全，常常拖的时间很长，而且往往传达得不够全面，或不够清楚，所以还是专人口头传达比较好。”
“这个意见我是接受的；不过，我不清楚，这是你自己的意见呢，还是共产国际的意见呢？这一点我应该知道，并应该向党中央说个清楚。”
“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当时在中国党内，共产国际的威信比党中央的威信还高些。我想，既然是国际的意思，党中央会听从的，我答应一定传达，而且我心里也相信这个战略决策是正确的，因为那时全国人们最关心的，是不要作亡国奴。
我们两个人就在这走廊角里约莫谈了四十分钟，这是我和王明谈话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谈话。[276]
回国以后，黄药眠就向中共上海中央局派来和他联系的黄文杰转达了王明的建议。黄文杰说他将把这些意见转达给中央。上海局还通过地下电台将此意见向江西苏区作了传达，但是王明的建议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博古等中共领导人的任何响应。[277]
11月5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1935年出版计划、出小册子等问题。决定出版下列小册子：王明的“新政策的解释”、“三民主义与国民党”；史宾的“党内问题”；米夫的“中共十五年”；郭净、周和生的“土地农民问题”；徐杰的“经济政策”、“苏维埃建设”、“青年工作”、“红军”；李明的“民族革命战争”；康生的“职工问题”；梁朴的“职工运动史”；杨松的“东北问题”。
同日 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等，其中以陈绍禹、项英、张国焘等11人“组织中央政治局”。[278]
11月6日晚 李明邀请一批中国同志在莫斯科联盟饭店聚会欢庆十月革命18周年，接着把恋人丽扎带到共产国际“柳克斯”[279]招待所去见王明，但“丽扎发现王明与李明的谈话相当冷淡，李明与王明也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丽扎不理解李明为什么要带她去会见王明，事后她才被告知，李明要同她结婚，按照党内规定，必须经过党组织的批准，所以不得不找王明”。[280]
11月7日 在《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20期发表《中国共产党的新任务》。
同日 在巴黎《救国报》发表《答反帝统一战线底反对者》，驳斥了蒋介石关于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都不愿与我和我们的军队发生关系，因此我们不得不与红军作战”的“诳话”，明确提出了“联蒋抗日”的思想：“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已屡次宣言，表示我们准备与任何军队和任何将领，订立战斗协定去共同进行反日斗争，南京政府的军队当然也在内。至于讲到蒋介石个人，那么，我们公开宣称：虽然他作了无限卖国殃民的罪恶，但是，如果他真正停止与红军作战，并掉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不但给他以向人民和国家赎罪的自新之路，而且准备与他及南京军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战线上，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此文收入巴黎救国出版社1936年出版的王明著《救国文选》，[281]及在苏联出版的王明著《新形势与新政策》。[282]
11月10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谈论反日新策略、苏区经济、土地政策、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很多同志发言谈到王明的报告。
11月17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研究的主要内容有：1.中国部工作计划；2.纪念中共15周年，其中关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文集，由王明写序言；3.反帝学生运动与党的任务。
11月19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苏区职工会、济难会纲领、杨明斋党籍、张宝的问题、国际通讯中的文字问题等。关于杨明斋的党籍问题，会议“认为〈杨〉1929年未得中央及北方省委同意私自逃跑到苏联，是错误的。已经苏联国家机关处罚，现在中共代表团承认他是中共党员”。
11月20日 致依斯科贝什夫同志信。[283]
11月28日 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名义致各级军队领导人电。[284]
11月 撰写《中国共产党的新任务》和《中国共产党新政策的基础》两篇文章。《中国共产党的新任务》发表于《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20期。1936年1月将这两篇文章合编成《新形势与新政策》的小册子，在苏联出版，并在1936年1月9日～3月10日的《救国时报》上连载，同时刊载于《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第1、2期合刊。抗日战争初期改名为《抗日救国政策》，收入《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285]
《新形势与新政策》共分为六个部分：一、中共的新政策——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二、中共新政策产生的根据；三、驳复反日统一战线底反对者；四、论苏维埃政府与国防政府之间，红军与抗日联军之间的互相关系；五、必须在工作各方面都起转变；六、中国共产党的新政策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底“新”政策。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底新政策，就是使全国人民总动员，使全国军队总动员，使全国财富总动员，使全国人民总武装，使全国各党派大团结，以便进行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采取这种“新政策”的根据是：1.“中国全体人民”要求抗日救国，“现在不仅工人阶级、农民和一切劳动者”，“不仅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都觉悟到“必须采取坚决办法”，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2.“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特点”；3.“中国红军和苏维埃势力底增长”和“他们的弱点”，“从军事实力的观点看来，仅仅靠今天红军底力量，还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从政治趋向的观点看来，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民，因为种种关系，在今天还没有脱离其他政权和其他政党的影响”；4.需要纠正我们党“理论上和实际中所表现的错误和弱点”，最“主要的是‘左的’关门主义性质”的错误和弱点，它“妨碍着我们的党，使党不能成为全体人民公认的领袖和整个民族的团结的核心”。文章指出为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必须在经济政策（包括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劳动问题、政治制度、对外政策等方面，都需要“转变”。[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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