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说，此文还收入1937年11月出版的朱戈编《今日的红军》，星星出版社1938年1月20日出版的《民族革命之路》，1938年1月出版的王明著《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1938年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王明著《救中国人民的关键》，1939年出版的天囚编《民族革命论》等。[415]
4月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询问王明、康生、邓发：“王稼祥在上海极为苦闷，你们到底有无办法，使他能够到苏联。”
4月4日 王明等通知中共中央：“已采取办法使王稼祥问题得到满意解决。”
4月5日 《救国时报》第92期发表王明撰写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氏重要声明》。[416]
4月14日 致曼努伊尔斯基信。[417]
4月22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418]
春 曾涌泉被调到列宁学校任翻译。因在该校党的会议上对校长凯撒诺娃提意见而受到打击报复，被开除了工作。他曾向王明、康生申诉，他们借口不了解情况，又推脱是列宁学校校长决定的，不便过问。直到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他的问题才得到解决。[419]
4月25日 与康生、李明[420]等在巴黎《救国时报》第96期联名发表《追悼我们的董振堂同志》。[421]
5月1日 巴黎《救国时报》第99期刊登国史《读了陈绍禹先生的“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以后》，称赞这篇文章是正确的。
5月5日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美国共产党代表信。[422]
5月7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423]
5月11日 由于苏联领事馆人员不了解情况，不给王稼祥以入境签证，因此中共中央由洛甫电告王明：“王稼祥同志护照已办好，但苏联方面反对，〈请〉给疏通。”
5月13日 王明答复中共中央书记处：须将王稼祥的护照姓名及号码电告并转知苏联方面，方才便于尽快取得入境签字。
同日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424]
5月14日 致莫斯科林信。[425]
5月24日 洛甫将王稼祥及同去苏联的贺诚的护照号电告王明，再由王明转告苏联方面，王稼祥的签证问题才得到解决。
5月31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426]
6月8日 致党内同志信。[427]
6月17日 洛甫电告王明：“王稼祥将于日内成行，他坐的船名叫西佛，他要求在海参崴有人接他。”
6月18日 致曼努伊尔斯基信。[428]
6月20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429]
7月初 到苏联治病的王稼祥到达莫斯科。
王稼祥后来在《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一文中说：“我因治疗弹伤，于一九三七年初[430]到莫斯科，见到了王明。这个靠投机发迹的机会主义头子，对他自己危害革命的罪恶行径毫无悔改之意，他对我津津有味的叙述米夫现在已在他手下工作，他又怎样高升至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书记处了，还负责管理拉丁美洲各国党的问题，满副得意嘴脸，毫无愧色；根本不提他历次所犯的路线错误，不提在他指挥之下中国革命遭受失败，濒于垂危，不提我革命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革命干部损失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痛心教训；他半点不承认错误，反而认为我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领导是完全正确的。他更闭口不谈及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捍卫马列主义和拯救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伟大功绩，和在毛主席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事业重新获得欣欣向荣、向前发展的大好形势。反而恬不知耻地把一切功劳归于他自己，他厚着脸皮吹嘘他如何制定了‘八一宣言’，斯大林同志如何敬重他。他的一派胡言使我气愤，我质问他共产国际怎样决定李德去中国的？你和李德事先谈了什么？为什么博古完全靠李德指挥军事工作？他却推脱说没有给过指示，共产国际没有参与此事，而是苏联军队参谋部派了李德去的。我断定这完全是骗人，不可置信的鬼话，因为共产国际已于一九三四年左右改组，取消了东方部和西方部等机构，各国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执委的指导之下进行工作，除了由王明出面派遣李德，不会有别人。把李德派往中国，美其名曰军事顾问，实则是掌握我党军权，此阴谋手段出之于王明无疑。当我把中央苏区遭到五次‘围剿’的经验教训与他谈时，他不耐烦听，却把四中全会以来的所有错误统统推在博古一人身上。”[431]
7月6日 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王稼祥、贺诚平安到达，开始治疗。”[432]
7月7日 七七事变爆发，全面的抗日战争兴起。
同日 与邓发陪同王稼祥前往会见季米特洛夫。[433]
7月7日后 陈郁要求回国参加抗战，王明等人不予理睬。
袁溥之回忆说：“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了，陈郁再次提出申请回国参加抗战，却仍然得不到批准。他一直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了六年，直到任弼时同志代替王明担任中国党驻国际代表团团长之后，第三国际东方部干部在清理王明遗留下来的大堆档案材料时，才发现陈郁历次申请的信件，都被积压未作处理，他们对陈郁不知犯了什么错误而受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而且拖延了六年之久也不撤销处分大为惊讶。于是打电报把陈郁调回莫斯科来了解情况，这才搞清了陈郁的冤案。”[434]
周焱等著《陈郁传》也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郁又一次给中共代表团写信，要求批准他回国参加抗战，“效命沙场”。但是，他的火热的赤子之心，却感动不了王明等人的冰冷的心肠，他们把陈郁的信随便扔进文件堆里，不作任何回答。1938年10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莫斯科任中共代表团团长。他的秘书师哲在清理王明、康生留下的文件时，发现了陈郁的多次申诉以及到工厂后写来的八封信。他们才知道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工厂有个叫彼得的中国工人是中共中央委员陈郁。任弼时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干部处长马尔特洛维夫都感到异常惊讶，立刻把此事报告给国际东方部部长。部长说：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理解的事，他们处理了一位中央委员，自己回国去了，却撇下同志不管，似乎对他的存在都忘记了，对于他恳切地要求回国参加抗战的要求都不予理睬，这是不能容忍的。[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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