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葆朴、李志英著《秦邦宪（博古）传》说：“这篇‘谈话’迫使国民党报纸暂时停止宣传一个党、一个主义等有关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谬论，取得了舆论斗争的胜利。但是，在未得到中央及毛泽东本人同意前，就以毛泽东谈话名义发表文章，显然是错误的，反映了陈绍禹将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的思想，也引起毛泽东强烈不满”。[122]
同日[123] 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致电毛泽东、洛甫及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汇报周恩来今日会见蒋介石的情况，说综观蒋之态度：（甲）对一党思想仍旧，但目前并无强制实行意，这与复兴社贺（衷寒）、康（泽）等有别。（乙）对八路军，态度尚好。（丙）对边区，想拖延。[124]
同日 巴黎《救国时报》第152期刊登王明的《挽救时局的关键》。
同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中国抗战与世界和平》，称赞这天国际反侵略大会在伦敦举行的反日援华大会，希望国际朋友们从各个方面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此文后收入中国出版社1938年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
2月13日[125] 鉴于日军以突破黄河、夺取武汉为新的战略中心，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毛泽东、中央书记处，提出：为确实建立长江、黄河间的党的力量，必须急切地发动鲁、豫、皖、苏群众参加战争。为此，拟调彭雪枫由晋来豫，组织和领导鲁、豫、苏、皖四省的军事工作。[126]
2月14日 张克侠日记记载：“上午，周恩来、陈绍禹来见先生，余参加倾谈，饭后，在院内合影拍照数张而别。”[127]
2月15日 与周恩来、博古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并任弼时等，提议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保障继续抗战和取得抗战最后胜利问题，以及党的七大的具体准备工作问题。[128]
后来他们又致电中央书记处，提议举行政治局会议的日期为两天，“由王明、恩来将长江局会议讨论结果，向政治局建议，会完后立即返汉”[129]。
有的学者认为：“王明、周恩来等在长江局的联合行动，构成了对毛泽东权威的严重挑战，长江局不仅对中共全局性的方针起着重要影响，对中共组织问题也曾一度拥有决定权。王明、周恩来联手，打破了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一手独揽政治局的局面，迫使毛泽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得不按长江局的意见办。1938年2月末，在王明、周恩来等压力下，毛泽东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局会议，就是一突出事例。”毛泽东对他们这种做法非常不满，认为“这是王明、周恩来造成既成事实，逼其就范”[130]。几年后他回忆这件事时说，“三月会议，长江局先打一个电报，规定议事日程，决定某某要人回长江局工作，这种态度我很不满意”[131]。
2月16日 张闻天、毛泽东致电王明、周恩来，说书记处决定许光达留后方工作，暂做抗大训练部长。[132]
2月16日[133] 项英就江西政局、各方情形及工作意见致信王明、周恩来、博古并转毛泽东、洛甫。[134]
2月19日 与周恩来、博古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等。[135]
2月20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的行动问题，指出目前原则上以巩固部队争取出发到前线为中心；以“保卫河南”作为动员群众的口号；对其他部队要事先进行统一战线和联络工作。[136]
2月21日 为庆祝中国空军18日击落侵袭武汉的日军飞机的胜利，追悼在空战中牺牲的烈士，武汉各界在汉口举行“庆祝空捷追悼国殇”大会。周恩来、王明、叶剑英、邓颖超等亲临致祭，并为大会送挽联：“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137]
2月23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提议请中共中央多派能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出来工作。[138]
同日 毛泽东、任弼时致电朱德、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诸同志，发出关于保卫西安、武汉的战略计划及我军将来之行动问题的指示，其中指出，“为保卫武胜关及武汉而战，首先须潼关确保在我手中，其次则用正面之阵地战，配合两翼之运动战”。[139]
2月24日 与周恩来回到延安。
2月27日 武汉各界在汉口总商会举行17日在上海病逝的钱亦石先生追悼大会，用王明、毛泽东、周恩来等名义送了挽联。
2月27日～3月1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27日下午，王明在会上作了一个政治报告，强调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决定的方针“是正确的”，但同时也指出“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在党内的教育不够，没有许多新的论文解释。其次是前次政治局会议没有形成一个决议。同时对国民党提出的意见也没有写出来，这是政治上的损失”。并说“国民政府在政治上有进步”，“现在比较严重的问题便是目前军事力量很难保卫武汉，许多人对此没有信心”。怎样继续争取抗战的胜利呢？他虽在反对国民党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问题上提出了正确的主张，认为“不能取消共产党”，“过去的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取消国共两党组织一个大党是“不可能的”，但继续反对强调游击战，强调军队的“统一”，群众组织的“合法”等。他说：“在蒋统治区域内不允许组织游击战争，只允许在敌人后方组织游击战争。一个是认为只有打游击战争，另一偏见便是不要游击战争，这都是不好的”；“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在特区“要允许国民党的公开活动，现在特区不允许国民党活动是不好的，我们现在要允许国民党活动，允许其他党派活动”。“八路军所占领的区域还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还是服从中央政府的”，“职工运动要进行统一工作，不分赤色黄色工会”，“在青年中不要强调党派的口号，要实行不分党派的运动”，要“在全国解释民主共和国即是中华民国”。毛泽东说：“关于统一战线与党的问题，我同意王（明）、周（恩来）意见。”[140]会议一致同意由王明代为起草会议的总结，还决定由王明代表中共中央起草致预定在3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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