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 同周恩来、博古、凯丰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书记处负责同志利用作报告和讲话的机会说明张国焘路线应由他一人负责。对原红四方面军干部应表示亲切团结，以便为最近公开反对张国焘事作政治上的准备。同时不要因此事增加红一、四方面军的隔阂，而应更加增强全党的团结。[187]
4月17日 与周恩来、秦邦宪从大华旅馆找到准备叛逃的张国焘并劝他搬到八路军办事处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向他提出了三点办法：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当时张国焘说可从第二、三条考虑，并请求允许他闭门两日考虑答复，但谈话后一小时，他竟跑到太平洋饭店见了国民党特务机关负责人，写信给王明、周恩来、博古说：“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要派人找，至要”，声明自己最后脱党。[188]张国焘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在汉口的时候，周恩来、王明、秦邦宪等曾对我的脱党行动加以阻难，但我意已决，无法挽回，因而他们发表指责我的文件。”[189]
4月18日 因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向中共代表团征求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的名单，认为中共出10人为宜，王明与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研究后，此日向中央请示，提出：“国民参政会汪提出我方可推选十人，其职权可商讨，并决定国家大计，但仍须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蒋并保有紧急处置权力。”“十人名单提议以泽东、绍禹、恩来、邦宪、项英、伯渠、玉章、必武、汉年及一陕北同志（洪涛或高岗）。以上名单提议，我们以从最大多数能出来开会及一部分人如林、吴、董、潘能专门做此事的观点上想的，如何？能争取党的领导公开，张闻天、赵容、陈云、何克全、少奇等亦可加入。如何？仍请你考虑决定电告。”[190]
同日 与周恩来、博古、凯丰将张国焘已经没有办法挽救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说：“张国焘自十四夜被劝回之后，即住于办事处，外〈出〉一定有些人陪他，但动摇仍继续。”“连续出外访人，陈立夫、周佛海均访到。”“约戴笠在旅馆见面后，即由戴以武装汽车接去。”张之决心脱党，不论其过程如何波折，不过表示其机会主义的最后动摇而已，其趋势显然可测为动摇的发展，故我们提议：（一）发表下列的开除决定，宜于极端迅速向党内军内进行张国焘私逃〈脱〉党的解释，但绝不应因此提起所谓一、四方面军问题，而应当用开除张国焘机会加紧党与军队中的团结。（二）安慰国焘接近〈的〉干部，甚至其妻儿勿使他们不安心，以观张之究竟。[191]
同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同日 因蒋介石命令新四军集中出南陵，沿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叶挺认为可行，项英于这天致电毛泽东、王明、周恩来说：同蒋介石交涉，由叶办，不能解决问题，“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四军”，想撇开叶挺由他直接同蒋介石打交道，而毛则同意叶挺意见，并于5月4日致电项英，要他“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192]
4月22日 与周恩来、博古、凯丰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对于中央关于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宣言与纲领的立场的指示，我们有两点意见：“（甲）认为此纲领宣言的基本精神同我党主张是一致的说法似稍嫌笼统。我们以为抗战建国纲领若作为抗战时期的一般施政方针，我们愿意在基本上加以赞助并帮助其实施，但若以此纲领同时作为战后建国纲领则不仅与共产党所希望者相去甚远，即对三民主义实现方式亦大感不足。”“（乙）三民主义青年团还未成立，其领导者确利用他［它］来作为孤立和反对共产党的工具……如照现状成立且有变成新的特务机关的趋势，似此现在我们即表示赞助青年团的成立，似嫌太早，且政治上不利。请你们考虑这两点意见并速复。”
4月26日 与周恩来、秦邦宪接到一封署名为子健的来信，信中说：绍禹、恩来、博古三同志：我是一个在学校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昨天我和两个非党员的同学谈话中，发现了两个问题。1.共产党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纲领的态度……张国焘在他的登报声明中，也说到什么他主张中共中央对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应更恳切之响应……中共是不是准备最近也与国家社会党一样，致函国民党，表明共产党对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态度呢？2.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的问题，据张国焘声明说，好像他不过有些政治意见想找陈绍禹、周恩来、秦博古三先生谈话，而中共中央似乎在他正在谈判的过程中，便把他开除党籍了，这是否太急了一点？[193]
4月27日 与邓颖超、博古、吴玉章等出席全国14团体发起的欢迎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代表色斯先生大会，吴玉章在会上讲话。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就中共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的策略问题致电长江局，指出：“今天全国政治总的方向是坚持抗战的最后胜利，国民党纲领的基本精神正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在这个方向上说来，我党十大纲领（除此纲领外还没有其他整个纲领）同国民党纲领应说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坚决赞助其实现，亦即为此。至于其中缺点与不足处，我们在赞助的基本方针下，给以充实与发展；其中错误处，亦应在此方针下给以侧面的解释与适当的批评。”“共产党站在主动的积极拥护纲领并促其具体实施的立场上，不但能够取得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同情与拥护，依靠他们的力量同一切顽固分子做斗争，而且也能够取得国民党内一切进步分子的赞许，使他们更能勇敢的团结他们的力量同顽固派斗争。”为此，“今天的中心策略，不是要国民党定出一个更完善的纲领，而是站在主动的积极地位，帮助国民党实施这个纲领，在实施中发展与提高它。在抗战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只要今天认真的实施这个纲领，那这个纲领明天就会要求进一步的充实与修正，而更急进的、更高的纲领的提出，仍然是可能的”。电文还说：“我们党对国民党一切口头上要做的好东西，如扩大国民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都应该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使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与国民党中一切进步分子，看到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以争取他们对我们的同情与拥护；并且这样也可认真的推动国民党进步，这种进步在坚持抗战中是必要的与可能的。”“如果国民党不管我们的赞助，而仍然不能把自己所说的话实现起来，或把原来企图进步的东西变坏，如青年团变为特务机关，那人家决不会责备共产党的赞助不好，而只会骂国民党的顽固派混蛋。”“国民党的一切进步的设施，都包含有同我党争取领导权、孤立我党的一面在内。我们赞助他们的一切进步的东西，即使口头上的允诺与企图也好，不但不使自己孤立，而正是替自己开辟更有利的场所。”[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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