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绍禹、秦邦宪、朱德、康生、张闻天、陈云等发言后，毛泽东再次发言。他说：抗战以来的倾向，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主张苏维埃与国民党对立），国共合作后有一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否认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错误的，这一口号到六中全会才取消。在战略问题上，洛川会议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前方同志不服从，到十二月会议及六中全会才得到正确的解决。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战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苏维埃末期犯了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453]但是，会上有人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454]
12月19日 在《新中华报》以王明的名字发表《在延安1941年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2月22日 《新中华报》第190期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祝词。
12月25日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论政策》中，批判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出：“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例如以为第五次‘围剿’和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斗争，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这种过左政策，是所谓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进攻大城市和否认游击战争），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适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相反，而表现其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455]
与此同时，《论政策》还阐明了在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并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内，由于只知道联合、不知道斗争和过分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抗日性，因而模糊了国共两党的原则差别，否认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的政策，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迁就国民党，甘愿束缚自己的手足，不敢放手发展抗日革命势力，不敢对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政策作坚决斗争，这种右倾观点，过去曾经严重地存在过，现在已经基本上克服了。”[456]但因为在12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人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个指示在说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时，没有用路线错误的提法。[457]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整风运动：1941年“九月会议”前后》稿说：“在1940年12月4日和25日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形势，检讨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决定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时局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提出了要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政策错误问题。毛主席认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的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遵义会议的决议需有些修改。毛主席说，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苏维埃运动末期又走到‘打倒一切’，‘联合一切’、‘打倒一切’都不是马列主义，而当时主持的人却认为是马列主义。这都是绝对主义。我们要以这样的历史主义态度来认识过去的问题。但是在讨论毛主席的意见时，有的同志不同意提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其主要部分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题名为《论政策》）时，只好妥协，没有讲这一时期是路线错误。一些同志表示，以后要专门研究这段历史问题，为党的七大作准备。毛主席同意对过去的经验教训作专门的研究，没有急于统一思想认识。”[458]
12月 以王明的名字在《中国妇女》第2卷第9期发表《陕甘宁边区妇联工作任务和组织问题（1940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妇联扩大执委会议上演讲记录摘要）》。[459]
冬 于延安作七律《题曾国藩篡李鸿章审定的〈十八家诗抄〉》。[460]
本年 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在七大上由周恩来作组织报告，王明不再作报告。[461]
本年 据《写作要目》说，王明这年曾写“关于反对毛泽东的德意日苏同盟的国际政策路线和联日联汪反蒋的国内统一战线政策的谈话”的笔记。
1941年 37岁
年初 被任命为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党校委员会等三个机构的主任。[462]
有的论著认为：“从表面上看，王明一时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然而，王明的这些职务大多为空头闲职。”中央南方委员会、东北委员会这两个机构“形同虚设”。“任命王明负责中央党校工作委员会，却是毛泽东的别出心裁之举。毛以此举有意挑起王明与张闻天等的矛盾，指望坐收渔人之利。王明真正负责的工作岗位，只是中央妇委和中国女子大学。而安排王明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和女大校长，则有明显羞辱王明的含意。”[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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