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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831)

  毛泽东报告后,张闻天和博古都紧接着表了态。张主动承认:过去的错误,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博古也表示,他应当对1932~1935年之间的错误负责。他说,其实我和一些同志当年都还是些学生,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和教条就回国了。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在四中全会上和王明等一道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只是站在更左的观点上,用洋教条来反对土教条罢了。因此,过去党的许多决议,不过是照抄照搬国际的指示而已,完全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在邓发检讨之后,王明发言。他首先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说:“毛主席报告对1932~1935年的错误说是路线问题,今天又有洛甫、博古的讲话,现在我都同意了。”他说:“反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对我有很大好处”,接着他为自己评功摆好:“1930年反立三路线我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我在莫时看了很多中国报纸,对博、洛在中央苏区时对毛的关系是不同意的;对五中全会认为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是不同意的。我在国际十三次全会上发言开始说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四次全会上便提出了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办法”等等,缺点仅仅是“没有很好研究中国问题”,“不了解蒋介石是抗日的”,所以表示要“从头做起向下学习”。[502]

  有的论著说:“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为在政治上彻底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小心翼翼,稳扎稳打,将王明等成功地加以分隔,逐步缩小包围圈,已取得了对王明、博古等的绝对优势。经过三年的精心策划和细致的准备,毛泽东在1941年9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向王明等下战书。”“毛泽东为这次会议确立的目标是具体和明确的,这就是重新解释1931~1935年中共的历史,从根本上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逼王明、博古彻底下台。”[503]

  9月12日 任弼时在发言中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并追溯党的历史说:从有党以来的二十年看,思想上如果受主观主义统治,政治上的具体表现必然是“左”右倾机会主义。六届四中全会后是比过去高明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是更充分地发展。主观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主观主义的领导脱离实际,规定了许多任务要人家来做。主观主义的领导者要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组织上必须用宗派主义来维护。他们否认过去的经验,又不愿与群众接近,便用宗派主义手段打击异己者。其中也有些是经验主义的主观主义,做过许多实际工作的狭隘经验论者,便是狭隘经验的主观主义。[504]

  王明这天在会议上发言,不但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反而批评别人。他抓住李维汉发言的一句话大做文章。李维汉表示,经过检查后,思想上放下包袱,觉得“轻松愉快”。这句话并无不妥,但王明咄咄逼人地指责他“不诚恳”,“不彻底”,说:“1932~1935年的主观主义危害很大,罗迈认为轻松愉快,是没有法子纠正的”,“如认为自己可以马虎过去,这是不能改正错误的”。然后,他转移目标,凭着六大期间他担任翻译时知道的一些内情,随意指责,点了许多同志的名,这个是右派代表,那个是立三派,或暗藏的托派、奸细,唯独对他自己的错误讳莫如深。[505]发言到最后,他突然又一本正经地提出,他还要揭穿一个“秘密”。他要揭穿一个什么样的“秘密”呢?据他说,博古、张闻天当年领导的中央其实是不合法的。因为当年,即1931年秋,他与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博古、张闻天等组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由于博古他们既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没想到,博古、张闻天他们到中央苏区后却不提此事,竟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这个“秘密”顿时在不明真相的部分政治局领导人中间引起震动,并且也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本人。几天后,原定的全党动员的计划,和研究自六大以来的党的决议的提议被暂时取消了。毛泽东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先花半年时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20年历史两个题目”。[506]一场触及灵魂的党史问题大讨论在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内部迅速展开了。[507]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整风运动:1941年“九月会议”前后》稿说:“在九月会议上,王明的表现使与会者普遍感到不快。尽管他发言两次,但未作丝毫的自我批评。他表示同意毛主席的报告,承认1932~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是强调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他对博、洛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做法是不同意的;还说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与他没有关系。他还抓住罗迈同志的一句话(在检查和认识了错误之后会感到‘轻松愉快’)作文章,说‘轻松愉快’就会检讨‘不诚恳’、‘不彻底’、想‘马虎过去’,‘这是不能改正错误的’,云云。谁都听得出,这是恣意歪曲,节外生枝。他在发言中谈论了到会的与未到会的、担任中央领导的与未任中央领导的、活着的与去世的约二十人的这样那样的‘错误’,惟独未说他自己有什么政治性错误。这无疑是在转移目标,把水搅浑来保护自己。”[508]

  有的学者评论说:“王在12日会议上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明显地是想进一步表白自己,以争取毛泽东的信任。然而众怨难犯,这次他做得太过头了,终于引火烧身了。”[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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