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的发言是：“我与恩来在莫时，季米特洛夫与我们谈话说到王明一些缺点，要我们告毛泽东帮助王明改正，我们回来只对毛说过，对王明也没有说，因为感觉不好对他说。有一次毛找王明、洛甫、康生、陈云和我谈过话，批评过王明一些缺点。后来他担任边区工作，开始实际工作的调查研究，我感觉他有进步。但前次政治局会议，王发言批评别人无党性，对自己缺乏批评精神。前几次毛与王谈武汉时期的错误，王还不愿接受，昨晚谈话更提出新的原则问题。今天书记处会上我不得不把季米特洛夫对我说的问题谈出来，帮助王明来了解问题。”任弼时说：“首先是曼努伊尔斯基，问我三点，我只记得下两点：第一问，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的意见。第二问，王明是否想团结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而季米特洛夫的评语是“王明缺乏工作经验”，“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据共产国际的干部反映，有一次出去参观，米夫介绍王明为中国党的总书记，王明居然默认。张闻天插话说，《救国时报》宣传王明为英明领袖。任弼时接着说：“根据国际说的这些话，和王明回国后的情形，王确有‘钦差大臣’的味道。王的主要问题便是个人突出，自以为是，对国共关系问题有原则上的错误，特别是忽视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523]
在与会同志对他批评后，他针对这些批评和毛泽东前几天的批评，分别进行了反驳。他说，“我认为12月会议与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我与中央也是一致的。但个别缺点是有的”，如“强调斗争性不够”，“但我在武汉工作时是讲独立性的”；关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有些同志了解与我了解不同，我的了解不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便是一切经过蒋介石”；关于《新华日报》不登《论持久战》问题，不是他不同意登，他只有两点不同意见，“因为当时武汉形势很好，对形势估计是乐观的”，等等。总之，“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
有的学者评论说：“由于自信有共产国际指示为依据，王明在发言时极力做出有恃无恐的样子，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以求一逞。但王明这回再度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聪明反被聪明误’了。”[524]
还有的学者评论说：“王明在10月8日的发言是他最后的背水一战。1938年共产国际在斯大林大清洗中遭到严重摧残，王明的恩师米夫因与布哈林有牵连，已被处决，王明失去了保护伞。共产国际出于现实的考虑，实际上已半抛弃了王明。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季米特洛夫未与王明直接联络（或许有联络，但电报被毛截留），备感凄楚的王明只能审时度势，违心地向毛低头。正当王明独自一人承受来自毛的巨大压力时，季米特洛夫的电报犹如一剂强心针，顿时给王明注入了活力。他抱着孤注一掷的心理，向毛作最后一搏。”但是，“王明的反击被毛泽东当场粉碎”。[525]
毛泽东在王明发言后对他进行了批评，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地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目前时局的原则问题，我们大家来讨论是好的。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工作，我和他谈过在下面几个问题上有错误：（一）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二）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策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到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王明发言说：“前几天我与毛主席谈过下面四个问题：（一）统一战线下独立性问题；（二）《论持久战》问题；（三）对武汉时期形势估计问题；（四）长江局与中央关系问题。”[526]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王明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上说明。”[527]
10月8～9日 据王明《中共半世纪》一书说：毛泽东曾和康生、陈云找他谈话，把他们拉来“参加讨论，想请他们给他帮忙”。[528]
在此前后 撰写关于季米特洛夫来电要求中共中央加强中国抗日战场活动使日寇不能在东方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和毛泽东四次争论的综合笔记。[529]
10月12日 突然宣布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向任弼时提出向中央请假。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整风运动：1941年“九月会议”前后》稿说：“书记处会议后，领导同志们准备三天，拟定12日开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准备了较为详细的讲话大纲，介绍7日谈话和8日会议情况，逐项批驳王明的观点，对前些天指出的王明四个方面的错误作了进一步展开。‘大纲’认为王明的首要错误是统一战线中的迁就倾向，不分左中右，只分抗日不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全无列宁主义原则；否认政治上我党有提高国民党的任务，民主、民生要求不提了，没有了开放民众运动的任务；认为国民党一切都好，要求立即加入政府，全无阶级警惕性，全然忽视它们反共；放弃了阶级立场，只有一个民族立场，混同于国民党，一切迁就国民党，离开共产主义者的原则。这种倾向，说好一点，没有清醒头脑，被民族浪潮冲昏了；说坏一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陈独秀主义、孟塞维克主义、张国焘主义。这是严重的原则性问题。……毛主席认为，王明的其他错误是：在中日战争问题上，不作具体分析，有盲目乐观偏向；军事问题上，只是空谈五个统一与七个统一[530]，以对抗‘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对中央关于发展长江流域游击战争的意见置之不理；在处理党内关系上，坚持要到武汉去，使武汉长江局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反对延安用书记处名义，对延安、华北下命令，不印《论持久战》小册子，开六中全会不肯回来，到了西安还想回武汉去，形成‘独立自主局面’。‘大纲’也指出了王明还有一些‘对的地方’，还指出他犯错误的原因是主观主义（唯心形式），宗派主义（个人主义），这两个病根如不拔去，将来是很危险的。”[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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