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者说：“王明是于1941年10月13日躺进中央医院的，以后陆续有中共领导人前去探望。对毛泽东、任弼时等，王明总是做足表面文章，表示愿意接受批评，诚心检讨。而对王稼祥、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人，或刚从外地回来的刘少奇等人，王明则每每大吐苦水，甚或宣传他的两面战争打不得，互相牵制如何集中力量打日本援苏联那一套。特别是对在延安的俄国人，他更是一有机会就要进行煽动和挑拨，打探莫斯科有无进一步指示来。”[537]
同时[538] 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他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作的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草案要点。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和“历史草案”》稿说：“10月13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首，有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和彭真参加，并由王稼祥负责起草文件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在这次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谈到了他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作的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草案要点。他说：（一）说明这一时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比之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二）这一错误的时期，从1932年开始，到1934年五中全会时发展到最高峰。（三）对我党二十年来的历史的初步分析：五四运动至大革命时期——在指导思想上是唯物辩证法的时期，我党生动活泼的时期；1927年下半年——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指导思想的机械唯物论时期；立三路线与苏维埃运动后期——这是‘左’倾机会主义时期，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六届三中全会虽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线，但在实际政策上没有执行正确的转变，四中全会决议对于当时形势与工作政策没有具体决定，只说明交新的政治局讨论，但新的中央政治局没有完成此任务……毛主席还对以上几个错误时期的主要负责者的情况作了分析，指出：1927年大革命后期的错误，主要负责者是陈独秀；立三路线时期的主要负责者是李立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同志。”“毛主席的这些意见是他写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即“历史草案”）的基本思路。”[539]
10月13日下午 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转达说：王明因病不能到政治局会议，他提出以下意见：“1.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同意毛泽东十月八日的结论”；“2.关于他对目前时局意见，请政治局同志到他住室交谈，以后由政治局讨论，他好了再看记录。今天富春参加医生的复诊，医生提出休息三个月。王明向我提出休息时不参加书记处工作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王明病中还问我季米特洛夫批评他什么，我记起一点告诉他：季说王明在中央工作，不应在外工作。”
毛泽东在会上说：王明生病，关于武汉时期工作只好停止讨论。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就以十月八日书记处工作会议的意见作为定论。对他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的，我们就是这些意见。如他还有什么意见，等他病好后随时都可以谈。以上意见委托弼时同志向他说明。关于政治局会议讨论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问题，我准备在此次政治局会议上只作一个结论草案，提交七中全会。七中全会也只作结论草案，再提交七次大会作成党内的结论。结论的要点是：（一）说明这一时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比之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二）这一错误的时期问题，从一九三二年开始，到一九三四年五中全会时便发展到最高峰。（三）我党二十年来的历史问题。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时期，是唯物辩证法运用比较好的时期，是我党生动活泼时期。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其思想是机械唯物论的。立三路线与苏维埃后期是“左”倾机会主义时期，是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四中全会虽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线，但在实际政策上没有执行正确的转变。[540]
10月21日 作七律《病中即事和谢老原韵》一首送谢觉哉。
10月22日前[541] 毛泽东写了题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说：大概在起草结论草案以前，“毛泽东还写了题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方面逐篇地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九篇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指出它们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特征。毛泽东当时只把这篇文章给刘少奇、任弼时看过，一直没有发表……因此，当时这篇文章不但在社会上，并且在党内也没有直接发生影响。但通过写作这篇长文，使毛泽东对那个时期中央的路线错误的认识大大深化了。”[542]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批判的九个文件中，有两个是王明在国内时由临时中央政治局发出的，即《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对〈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一文的批语》注释说：“文章着重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方面予以展开，根据九个文件写成九个部分，亦称为九篇文章。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都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共中央发出的，时间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二年五月。这些文件大致反映了王明等人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政策的内容。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初稿写出后，曾作过好几次修改。初稿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后来先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内容上也作了一些较大的调整。”[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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