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六届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事变这个时期的中央路线，草案首先肯定了“四中全会的成功方面”，接着指出了四中全会的五条错误：（一）四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思想根源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水火不相容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埋伏了后来“左”倾路线的思想根源。（二）四中全会没有对于当时的国际关系与国内阶级关系作出任何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没有具体指出中国革命特点的极大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因而没有具体规定当时苏区和白区的策略任务。他们只是抽象地了解立三路线，而不能反对其具体的错误策略，并认为白区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应当继续“举行集会、游行示威”一类的盲动策略，这就埋伏了后来“左”倾路线的政治根源。（三）四中全会在组织路线方面犯了类似立三路线“压迫政策”的错误，打击了太多的人，如瞿秋白、关向应，还有何孟雄、林育南等，这些同志在本质上都是好的，这就埋伏了后来的“左”倾路线采取宗派立场的根源。在组织政策上的宗派立场还表现为，不相信苏区党与红军的原有领导，派遣自己相信的人去取而代之。所谓“钦差大臣”制度自此始。（四）四中全会认为“右倾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对反罗章龙来说是对的，但对全党来说是错的。当时党内情绪以反映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躁性为多，四中全会没有指出党内“左”倾危险的严重性，并强调反对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这就埋伏了后来“左”倾路线在全党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五）四中全会“全靠共产国际”，只克服了当作政治形态（其主要部分）的立三路线，不能克服当作思想形态的立三路线，这是后来形成新的立三路线的最主要原因。他们强迫推行共产国际东方部制定的极左的土地政策，大反其所谓“富农路线”，造成了在经济上消灭富农，在肉体上消灭地主，影响中农利益的严重局面。[550]
关于九一八事变到遵义会议期间的中央路线，草案认为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的原则错误，形成了一条形态最完备、时间最长久、危害最严重的错误路线。草案概括地说明：“这条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态的完备上，在时间的长久上，在结果的严重上，则超过了陈独秀、李立三两次的错误路线。”草案分析：这条路线在思想方面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在政治方面，对形势的估计，对策略任务的提出与实施，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都犯了过“左”的错误；在军事方面，犯了从攻打大城市中的军事冒险主义转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保守主义（同时也包含着拼命主义），最后在长征中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的错误；组织方面犯了宗派主义错误。草案还指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实际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这个结论草案的许多重要内容后来被吸收到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551]
这次会议，对十年内战后期中共中央领导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所说的“十年内战后期”，是指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开始的中共临时中央领导的时期。[552]
关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期间错误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原来只写了博古，后来在修改时才加上王明的名字，将这条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改为“王明同志和博古同志”，认为“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领导的这条路线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集各方面错误之大成，它是形态最完备的一条错误路线”。[553]有的文章认为：“通过给王明戴上第三次‘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的帽子，进而搞臭王明，最终目的是为了打倒王明，巩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554]
为什么当时没有提王明路线呢？1985、1986年胡乔木在《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的谈话中说：“1941年历史问题草案稿为什么写博古路线而没有提王明路线，这一方面是因为博古的错误时间较长，另一方面是王明1937年第二次回国，又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对毛主席的领导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虽然六中全会批评了王明，不让他去南方局作负责人，留在延安，但王明始终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说是博古的错误。”“《决议》最初不提四中全会是路线错误，这里有认识方面的原因。毛主席对四中全会不完全了解，情况不熟悉，对王明小组织也不很清楚。对博古的错误虽然知道，但还牵涉一些同志，他对这些同志的来龙去脉是逐步弄清楚的。至于共产国际这个因素，一般都会考虑到的。四中全会蒙上一个共产国际的影子，不了解内幕的人不容易理解。开始，中央没有集中力量考虑这些历史问题……毛主席最初把‘九一八’看得比较突出，因为‘九一八’后国内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555]
有的学者评论说：“从毛泽东此时就王明问题所作的结论，和他起草的这一决议草案的定性都可以看出，他对王明的问题及反抗虽有诸多不满，但至少在这段时间里仍抱与人为善之心，对其在武汉时期的问题只提到个别的原则性错误的高度，对其在苏维埃后期的表现只提出反立三路线不够彻底。即使是对王稼祥、任弼时在书记处会议上介绍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个人品质方面的种种批评，毛泽东也明确提议不要扩散，包括在政治局会议上也不必再讲。这显示毛泽东这时并不感觉王明对他的领导地位存在任何威胁，仍准备王明病好之后重回政治局和书记处工作，没有借机上纲上线，把王明搞臭，一棍子打死，一了百了的想法。”[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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