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中共党内毛泽东与‘莫斯科派’的斗争是在中国内战期间开始的。”“王明从莫斯科一回来，就向中共中央汇报，提出需要改变策略，同国民党搞抗日统一战线。”“中共中央一致同意王明的建议。”“可以想得到，从那天起，毛泽东就把王明视为头号政敌了。”[606]
11月21日、23日 毛泽东在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上结合中国的情况，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有的著作认为：“显然，这是针对王明所谓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命题而来的。毛泽东将斯大林所讲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标准与中共的历史和现状逐条加以比照，得出结论：理论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坚持马列主义，就必须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斯大林所讲的十二条，是我们全党的‘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607]
12月3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住在女子大学附近。我们按俄国人的习惯管他的中国妻子叫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608]
12月6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教条主义者’受到谴责，说他们想把革命斗争的主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想‘通过夺取城市’获得胜利。”“毛泽东认为，这是‘教条主义者’的主要错误。”“毛泽东点了博古、王明和李立三的名，把他们列为‘教条主义者’的思想领袖，并说共产国际是他们的基地。”“他蓄意把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与博古、王明等人联系起来。”“既然李立三已经受到党的谴责，那么，博古、王明等人自然就该受谴责了。这步棋真高！”“毛泽东把博古和王明叫做‘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使党的革命斗争遭到惨重失败的就是他们。”“毛泽东说，1935年1月在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撤了‘共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的职。现在摆在议事日程上的问题，是要从思想上根除‘教条主义’的一切残余。”[609]
12月22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受到高压，要他承认自己的‘路线错误’。他拒不认错，使中共中央主席很恼火。”[610]
12月30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的健康每况愈下。安德列·雅科夫列维奇为他的生命担忧。”[611]
本年 于延安中央医院作五绝《思往增悲（悼张浩同志）》，诗曰：
往事忆当年，临风泪不干；
星霜千万里，政策送延安。[612]
本年 于延安中央医院作七律《旧游（悼杨松同志）》，诗曰：
十七年前一旧游，同舟横破楚江愁。
……
风云变幻海神庙，烟雨依稀黄鹤楼。
回忆莫都添别绪，遥知关外更悲秋。
伤情最是延河水，萦绕清凉日夜流。[613]
本年 还作七绝《百团大战》。[614]
1943年 39岁
年初 刘少奇回延安后，王明听到刘少奇曾批评华中个别地区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时出现过左的错误，就“兴奋不能自主”，向刘少奇宣传了他在1941年10月提出的那些意见，要少奇同志“主持公道”。不料刘少奇听了以后，马上对他有了警觉，指出这些意见应该在政治局会议上讲。[615]
王明1943年12月1日写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信中说：“当我和少奇同志谈后，我很快即感到这是不对的”，“所以当刘少奇同志提议把我的意见提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讨论时，我曾再三的坚决的不同意。又当少奇同志通知我他已将我的意见提到政治局会议上，并已经政治局决定由少奇、弼时、稼祥三同志来和我谈这个问题时，我又再次地向少奇同志表示，我已放弃这些意见，不愿再谈。同时，我又请了毛主席来我处，向他声明我决不坚持自己的这些意见，请求不必再谈。毛主席当时也表示同意”。
1月初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他同他的政治秘书廖鲁言作过一次谈话，谈党的历史上所谓三次反对“莫斯科集团”的问题。书中说：“关于我们党内三次反‘莫斯科派’问题，一九四三年一月初我同当时作我的政治秘书的廖鲁言谈过。他把谈话写成报告向毛泽东告密。柯庆施同志知道这件事后，来向我说：毛可能有很大反应。可是毛泽东始终未敢把这个告密报告公开宣布。”[616]
1月8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延安给重庆发电，要求派一名有经验的医生到延安来。发电之前发生了几件事”：“中央医院的医生起草了一份电报稿，谈到王明的病情，提出需要把他送到成都或苏联去治疗。”“电报是在王明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之后起草的。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现在生命垂危。肝和肾的功能都在衰退。他说他头痛欲裂，而且浑身无力。”“一次，主治医生开会时，提出需要电告蒋介石派飞机来接病人的问题。中共中央主席勾掉医生们拟的电文，另拍了自己的一份：要求重庆派一名有经验的医生来延安会诊——如此而已！”[617]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两位军事记者同志来看我。我问可否经由他们的电台代我发报给季米特洛夫同志。他们回答说可以。当时我的病情很重。我想也许这是我能尽的最后一次国际主义责任。我请同志们报告共产国际领导，从我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回延安后五年来，毛泽东犯了许多原则性政治错误和罪行，特别是他已经实行了一年多的实质上是反列宁主义、反共、反苏和反党的所谓‘整风运动’。只是在最后我提出可否派飞机接我到莫斯科治病的问题，以便我同时可以向共产国际领导报告毛泽东所犯罪行的详情。”[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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