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再次批评王明在1941年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所说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意见。他说：我们对国民党的斗争是以斗争求团结，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王明同志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路线是错误的。王明同志抹杀国民党内部的区别，反对抗日阵线中有左、中、右之分，只分抗日阵线和非抗日阵线。他认为中国是被侵略国就没有法西斯主义。现在证明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更加反动了，如出版《中国之命运》，调兵进攻陕甘宁边区，同时又更软弱了。毛泽东又说：王明同志一九四一年进中央医院前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新民主主义论》要修改；两年来他还向人宣传中央路线是错误的。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继续举行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669]
同日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大后方情况，说：大后方的工作方针是争取无产阶级对中小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过去王明的意见是错误的。我们的口号是抗战、团结、进步。我们主张：（一）积极抗战，反对消极抗战：（二）坚持团结，不怕分裂；（三）同国民党平等合作；（四）真正进步，反对落后倒退；（五）争取外援，反对依靠外援。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我们对党内教育的口号应是争取好转，不忘逆转，争取合作，警惕突然事变的到来。[670]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
王明留在延安了。我们的机务人员尽可能地一直推迟行期，可是中共中央主席终于如愿以偿。
康生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王明处于他的监视之下，可以说已成瓮中之鳖。
康生在延安的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党的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
康生报告的绝大部分是用来批评（要是只是批评就好了）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派。对他来说，国际主义者就是投降派，是陈独秀和李立三的追随者，是最恶劣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而且一般说来，党的一切灾难都源于国际主义者。这些“中国共产党内的共产国际的空想家，在共产党员的头脑里灌输幻想，说什么有可能同蒋介石合作。国际主义分子早在武汉时期（1938年）就已开始了这种两面派的活动。他们对共产党造成很大破坏。这些‘投降分子’和‘妥协分子’的活动所造成的损失，确实无法估量”。
因而，这个报告具有特别明显的反对国民党的性质。同时，康生强烈谴责“莫斯科派”成员和党的其他“教条主义分子”的“可耻幻想、冒险主义和目光短浅”。
……
康生挑动党的积极分子反对“教条主义者”和其他“机会主义者”。他说恐怖是革命的需要，说惩办是应当的，并赞扬整风的成绩。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杀气腾腾的讲话提到，各党组织行将召开会议，来详细讨论投降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和一般的“教条主义分子”所犯的错误。情报局局长列举了主要“罪状”，包括使国民党和日本特务充斥于各根据地，以及使新四军陷于溃败的投降活动。[671]
8月3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康生原定要对‘教条主义分子’和‘莫斯科反对派’（‘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妥协分子’、‘投降分子’）的活动进行讨论，现在延期了。”“毛的政治欺骗是靠特区的党政机构来实现的。毛的反对派没有机会诉诸党员。所有的渠道都被堵死了。只能通过一个途径传出消息——就是毛的支持者在无耻地对党政积极分子进行思想灌输。这样，王明派和国际主义分子在党的面前一般都被描绘成革命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新四军溃败的‘罪魁祸首’。把所有的一切——战友的牺牲、饥荒、灾害和时疫——都归罪于他们。并非人人都能经得住像党这样一个集体的谴责，而这恰恰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672]
8月 关于王明中毒事件的调查委员会写出《王明同志现病临时诊断和今后治疗初步意见》，其中说：根据王明同志全部病历研究，原只有心脏病、慢性扁桃腺炎、痔疮，在治疗过程中，因为药物而引起中毒，其中以慢性汞中毒为主，以致全身衰弱并存在下列各种病变，即：慢性胆囊炎、心肌衰弱症、慢性轻度肾炎、自主神经失调、多发性神经炎等。[673]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
金茂岳在总结上签名后，跑到我处，跪在我的床前，哭诉说：
“王明同志！我真对你不起，我把你毒成这个样子。我每次毒你，心里都很难过。”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问他。
“李富春叫我做的。他说你是教条主义者，是反对毛主席的人，所以决定把你搞掉。我是主治医生，所以要我搞……”[674]
据1937～1944年给王明当警卫员的巴方廷回忆说，金茂岳由于在给王明治病时用药不当，感到很痛心，确实曾经来向王明承认错误，赔礼道歉，“金抢着叫他哥哥，叫原谅”。但是，金茂岳当时“并没说别人要他来害王明……”[675]
同月 王明的妻子孟庆树写出《有关王明患病经过的报告》。[676]
同月 毛泽东开始主持编辑《两条路线》，作为进一步整风学习的更为系统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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